——还有毛泽东对民间文艺、民族形式的倡导，强调本土意识，将民族形式引入文化领域……
延安文艺座谈后之后，“工农兵”“ 大众化”“孺子牛”“螺丝钉”“牛粪”“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些刚刚诞生的新词跟新句子，猛烈地撞击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作家严文井参加了文艺座谈后，说：“我觉得原来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毛主席走。”延安文艺即将脱胎换骨，诗人兴会更无前……
革命新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是鲁艺人从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中“化”来的。最早的传说是：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法力无边，惩恶扬善，主宰人间祸福。
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部也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某山村经常出现一个夜间显身的一身白的仙姑，村民白天供在庙里的供品，到了晚上就会被她取走。区干部听说了这个奇闻，决定会会这位“仙姑”，于是悄悄地带了几个民兵藏在山庙周围。夜半之后，一个白影闪身进庙。区干部喝问，白影子转身向他扑来，区干部开枪，那个白影子负伤逃跑。区干部带着民兵尾随追至一个山洞，发现那个白影子蜷身护着一个孩子。在干部的喝问下，一头白发的“仙姑”失声痛哭，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17岁时，父亲被逼债而死，她以身抵债到了债主家，被强奸怀孕，债主不想娶她，还图谋加害。她逃进山里，靠吃庙中的供品维生和养活孩子。区干部和民兵把母女从山洞里解救出来，让她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萧军1943年6月12日在一个故事会上听到过类似故事，简要记在当天的日记中：“白毛妇人，是一个被逐的怀孕妾，藏于草内，每夜以取庙里供品为生，后借自己是菩萨，被一侦察兵识破……”
最初，作家邵子南想用这个故事写一剧本，主题是发动群众，破除迷信。他将这个打算告诉周扬，周扬一听，来了兴趣，他感到仅仅以破除迷信为主题太低了。几经提炼，最后确定这个剧本应当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揭示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时代主题。邵子南写了几场脚本，因为不好，就退出了创作。后来委派王滨组织《白毛女》的集体创作。在创作中，王滨是主讲者，他的主意很多，每场戏都是他构思，搭出架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往里面加戏。从文学系借来的20来岁的尖子学生贺敬之先是笔录，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再创作。写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贺敬之说他这方面没有生活经验，于是推荐丁一(丁毅)来写斗争会的歌词。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形式，一边写剧本，一边由张鲁、瞿维、马可、向隅等人谱曲，一边由王大化导演排练。
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经过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作品，1945年6月在党校礼堂给中央领导和七大代表正式演出。
《白毛女》引起了轰动。这部新歌剧通过对民间传说的一番“改造”，对迷信中神鬼的一番“重塑”，对人物故事的一番“革命化”，直抵革命经典。从秧歌运动、《白毛女》开始，文艺工作者逐渐娴习文艺武器的理论与实践。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似繁花笑满春山……纪念碑一般的作品诞生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还“催熟”了一种新的文艺创作方式：集体创作。
文学创作通常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革命者把它“集体化”“革命化”了。中央党校编排的《逼上梁山》、平剧研究院编排的《三打祝家庄》、鲁艺编排的歌剧《白毛女》，还有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都是采取领导、内行和群众三结合的办法编演出来的，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集体创作的关键，在于众人参与，集中大家的智慧，各显身手;在于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火花和灵感。这是一种革命思维和新的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上的投射。这是一种与个人创作不同的全新的文艺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