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刘少奇来到教室，看到每个学员的课桌上都放着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大胡子，书名写作《共产党宣言》。外国语学社的秘书俞秀松很恭敬地引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先生走进教室，给学员介绍说：“我们今天请来了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先生，由他来给我们讲授《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就是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
陈望道先生身材不高，声音也不高，讲话中略带些浙江口音。刘少奇他们初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都弄不明白。陈望道先生学识渊博，课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可有一件事让学员们很好笑，就是陈望道先生每次来上课，身上总是喷着香水，熏得教室里香极了。可能是陈先生在留学时，养成了喷洒香水的习惯。很多学员来自外省，没见识过这种“西洋景”，常常觉得稀奇可乐。
外国语学社还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社，书本很少，开办时是沈雁冰(注：作家茅盾的原名)捐了八十元稿费建起来的。刘少奇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不参加闲聊，也不随便上街，他喜欢看书，闲暇时间都用来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几乎看遍了图书社的所有书。新渔阳里六号二楼的亭子间有一部陡峭的楼梯，攀援而上可以到达顶楼的晒台。刘少奇经常爬上晒台，在这里仰望蓝天，看鸽子飞过。他喜欢坐在晒台上安安静静地看书，有时一坐就是一下午。
站在晒台上，还能隐约看到法租界环龙路100弄老渔阳里二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经常去老渔阳里二号，有时送资料，有时拿文件，有时帮着杂志社做些抄写、校对工作。
陈独秀也常来新渔阳里六号，给学员们开会、讲政治课或者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布置工作。学员们刚来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他们的情况还不熟悉，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就组建了工读互助团，让刘少奇担任负责人。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后，学员们除了学习，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做工主要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做些抄写、校对工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学员的表现，在他们中间发展了三十多名团员。
在这个红色弄堂里，学员们从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渐次加深理解，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遥远的莫斯科也渐渐明晰，成了他们心目中一个终将抵达的目的地。
星光熠熠的外国语学社学员名单
一百年前，五六十名来自各地的学员会聚到新渔阳里六号，他们在这里学习俄语，学习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听演讲，参与社会实践，又从这里出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当中，将来会出现国家主席、政治局委员、海军司令、著名工运领袖、著名文学家、著名翻译家……
任弼时是湖南湘阴人。他到达上海比刘少奇略晚几天，是与萧劲光等一行六人，从长沙结伴而来，那年他才16岁，是外国语学社中年龄最小的学员。来长沙之前，他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从那里得知上海开办外国语学社的信息，并被推荐过来的。在新渔阳里六号，任弼时学习俄语，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他同刘少奇等人一同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年他还不到18岁，是当时党内年龄最小的党员。回国后他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工作。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当时年仅23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年纪最轻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是真正的勇士，两次遭到逮捕，敌人对他施以头顶窑块、膝跪铁链、“老虎凳”、电刑等酷刑，逼问口供，他都英勇不屈，缄口不语，最终保住了秘密。1933年任弼时在湘赣边区任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40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5年任“七大”秘书长，会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称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在陕北任中央支队司令员。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时年46岁。叶剑英在悼念他时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