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讲到了延安文艺界的巨大变化：从“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到“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打成一片”了。一派喜悦之情。
经过《讲话》指引和整风锻炼的文艺队伍服从、服务于革命，成为一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队伍。
中共手里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杆子的队伍，一支是以笔墨为刀枪的文艺队伍。国民党的蒋介石建立起一支“党军”——还不那么具有战斗力;蒋介石从来没有掌握文艺队伍，正如陈荒煤1946年6月《关于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所说：“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文艺……它只是服务于少数统治者的，与人民无关，所以力量不大，成不了什么军。”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较量，从一开始就输掉一大半。
毛泽东武功文治，文武并重，一手排兵布阵，一手锦绣文章。高度重视文艺“军队”，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是毛泽东的一大文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高明之处。“很少有政治家、领导人像革命的政治家、革命政权的领导人这样重视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直到文学艺术唱歌演戏的。”曾任共和国文化部长的王蒙如是说。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安文艺!”
毛泽东筹备文艺座谈会
“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喊妈，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啥，一满解不下。”老百姓编了这个顺口溜讽刺鲁迅艺术学员的“洋包子”。“一满解不下”是陕北话，意思是不知道说的啥，一点都听不懂。文艺作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不为群众所待见，鲁艺是一个缩影。
“延安文艺界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的，但彼此在背地里，朋友间，却常常像村姑似的互相诽谤，互相攻击;各自为是，刻骨相轻。显然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如对文学理论的见解、作品的看法，以及作家之间正常的关系，等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上发表奚如的《一点意见》中指出了延安文艺界的问题。
1942年春天，《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还有“轻骑兵”墙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声音有些异样。
知识分子如何同新的生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如何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这引起毛泽东的思考。他对诗人萧三说：“如果瞿秋白还在，由他领导文艺工作就好了。”
“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整顿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毛泽东对刘白羽说。毕竟，“任何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目光如炬，深谋远虑，他开始为新的政权培育文化人了。
“毛主席请你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好不容易找到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他对塞克说。塞克手里不停地挥舞着拐杖，说：“不去。”“为什么?”塞克把披肩的长发往后一甩说：“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
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要做些调查研究，听听文人们在想些什么，关注些什么，他就想到了著名的塞克。塞克原名陈秉钧，曾用名陈凝秋，“塞克”是“布尔塞维克”之缩写。他创作有《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塞克1938年到延安，他和冼星海、萧军、马达被称为延安文化界“四大怪”。他的“怪”在于留一头延安革命女性都很少见的长发，经常叼个大烟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名士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