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唐叔有没有相好，每回找到他时，他都喝醉了，睡在山野里，自行车却驮着电影胶片稳稳地立在身旁。我知道唐叔每月都要偷偷摸摸去邮电所，给老家江心洲寄去一笔钱。我问过唐凤在老家有没有爷爷、奶奶或别的什么人，唐凤说她爸那边没有一个亲戚，那么唐叔把钱寄给谁呢?我对此事颇为疑惑，却不敢告诉唐龙，否则他会像挖敌特分子一样， 非得去江心洲找出那个人来。我也不敢跟唐婶说，即便告诉她，她也未必肯信，甚至会生出别的事端来。再说，我是唐叔唯一信任的人，虽然我被他们叫作“汉奸” ，但也不能出卖唐叔啊。
唐婶应该是矿上的好看女人之一，这从单身矿工理发的频率就能看出来。那时，很多矿工老婆在乡下，他们总敲着搪瓷缸去食堂打饭，然后喝酒、打牌，在灯光球场打打篮球，消耗没有被井口吸完的精力，而理发店也是个好去处。唐婶不爱跟他们说笑打闹，总是微蹙着眉头，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唐婶心细而又倔强，如若家里疑似有老鼠痕迹，她就会翻来找去，不把老鼠找出来，或者找到鼠蹿而去的确切证据，誓不罢休。可没想到她会患上老年痴呆症，不再尖叫，不再盯着唐叔，就连他的失踪也不闻不问了，也不再轻蹙眉跟委屈的小媳妇似的，变得整日咧着嘴傻笑了——也许痴傻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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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唐凤怨不怨唐叔，我愿意把她对她爸的态度理解为，是矿山儿女脾性的使然。银城的大街小巷里，总有一些风风火火、利利索索的女子，她们快言快语、爽直泼辣，却又敏感易变，她们大多是工矿子女。这座小城没有四世同堂的大宅深院，没有八面玲珑的商人世家，没有根深蒂固的书香门第，却聚集着南腔北调的移民。他们中的第一代人大多是退伍军人或离开土地的农民，第二代往往经历过父亲在矿山工厂、母亲在乡下农村的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在父亲的皮带和训斥下长大，于是就变得跟矿石或机械零件一样又冷又硬，而内心却又藏着机巧的锋芒。唐凤就是这样的矿工女儿，我从没见过她对唐叔作小儿女状，甚至怀疑她的怨怼只是沿袭已久的习惯。
当年，唐叔是想把唐凤嫁给我的，可那个年代的服装让唐叔的夙愿落空了。那时，父辈们爱用小军装包装我们，还把他们倍加珍惜、引以为豪的军徽领章缝在上面，最不济的男孩也会穿上改装后的工作服，那让我们多少有些雄赳赳气昂昂的傲气。而唐凤长年穿着小号的蓝色列宁装，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想让她表现出小女孩的羞涩和温柔也难。她总是用洞察万物的眼梢扫我，让我在心里无法藏起小老鼠，而没有小老鼠，我怎么能爱上她呢?她从小就不喜欢我跟唐叔在一起，一见我黏唐叔就撇嘴，不知是为我抢去她在她爸心里的位置而心生怨恨，还是觉得我跟她爸一丘之貉而心生鄙夷，幸好她对我送到她家的鱼虾有着坚实的热爱，否则说不定会叉起小腰驱赶我的。她没有成为我老婆，并不像左邻右舍认为的那样是个意外。
唐叔不喜欢唐凤，觉得她太闹腾，总是折腾来折腾去，气急时就骂她是个天生的造反派。唐凤像众多矿工子弟一样，看上去百毒不侵，却盲目相信一些激情澎湃的事儿。她煤炭技校毕业后，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个夏天奔赴南方打工去了，走前跟唐叔争吵了一番，走得斩钉截铁，大有衣锦方可还乡的劲头。一年后，我意外收到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她已经是某某产品钻石级经理，邀我去南方和她共赴美好前程。随信还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比以前瘦却精神焕发，站在礼堂的高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人头，激情洋溢地演说着什么，嘴里似乎正喷出万道金光，样子就像高举火把的自由女神像。那让我一时想起唐叔的电影院，只是那礼堂比矿工俱乐部亮堂多了。我知道那是风行一时的传销报告会，就是那种用高速致富的梦想拉人头、洗人脑的销售模式。我从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不为所动，却在三个月后不得不赶往她所在的城市，因为她摔伤了一条腿且身无分文，打电话要我去接她回来。她不让我把这事告诉唐叔唐婶，我只好单身赴会了。那个城市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东莞，我在那个有着海腥味的城市出租屋里找到她。她看见我时，用犀利的目光扫过我身后，确定我没有携带亲友团后，才瞪了我一眼，然后就闭上了眼睛，眼角慢慢挂起一颗露珠。我想摸摸她的头发却不敢动，只好不停地唠叨：唐凤，你没事吧?没事吧?半晌，她一把抹去眼角的水，睁开眼笑 ： 没事儿!我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她被传销团伙囚禁后，从居民楼二楼跳窗逃跑时摔了。在那间出租屋里，我和唐凤住了一夜，出租屋很小，却没有发生应该或不应该发生的事儿。早上醒来时，她又用洞察万物的眼梢扫我，却幽幽地说了句 ： 汉奸，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讨厌!我赔着笑，终于把她带回了银城，偷偷藏在同学家住了两周，等她又活蹦乱跳时，才让她光鲜地回了矿区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