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比兴，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内容。翻开《诗经》，其小序中标明或讽或刺的作品，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过，儒家诗教讲究的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所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巴蜀文风则不同，早在汉代，就形成了“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汉书·地理志》)的传统。《华阳国志》则称其“俗好文刻”。巴蜀文风正是以其尖刻辛辣，显示出它独特的叛逆色彩。
最足以体现巴蜀文风刺讥特色的，应该是汉代的民谣。安帝时，中郎将尹就入川讨羌，而滋扰百姓，甚于叛羌。百姓用谣谚讥刺他：“虏来尚可，尹将杀我。”揭露官军的横暴凶残。汉末吏治腐败，百姓作诗以讥世道：“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将当时的世道比喻为混浊污秽的沼泽。并公开斥之为“乱国”。桓帝时，巴郡太守李盛贪贿。百姓作诗讥刺他：“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大胆地揭露和尖刻地讽刺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后来苏轼讽刺时政的诗歌，“如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朱陈村嫁娶图》)就有此事的影子。
汉代巴蜀文人的创作，也不乏讽喻刺讥的成分。司马相如的赋，虽然“以锦绣为质”，但曲终奏雅，篇末都寄寓讽谏之意。《子虚》《上林》二赋，铺陈夸饰，“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史记》)。扬雄则明确主张“赋者，将以风也”。他的《解嘲》，讽刺世俗钻营的丑态：“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他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
汉朝以察举取士，各级官员却高高在上，傲慢骄横。所以，有志之士，缄口不言，势利之徒，却步趋逢迎，飞黄腾达，如鱼得水，讽刺的辛辣，宛如一幅官场百丑图。
唐代诗人中，叛逆精神最突出的，当数陈子昂和李白，这两颗巨星都出自巴蜀。陈子昂满怀治世的幻想进入仕途，却遭到了武氏集团的迫害打击。满腔激愤，形于诗歌，自然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其《感遇》诗中，“圣人不利己”一首，讽刺武则天的佞佛，“圣人秘元命”一首，讽刺武氏集团制造符应谶纬的欺骗性。“荒哉穆天子”，讽刺统治者的腐化豪侈。“呦呦南山鹿”，讥刺冤狱的枉滥。至于李白，以傲岸不群的性格，自然难以为世俗所容忍。一腔热血，满腹愤懑，表现为对黑暗现实的尖锐抨击。他敢于嘲笑封建社会的圣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敢于蔑视前代的圣君，“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他敢于指斥当朝的权奸李林甫，“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他甚至敢于指责当朝皇帝唐玄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他鄙视那些得志的小人：“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他也痛恨那些踩着士兵的尸骨飞黄腾达的军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他对人妖颠倒的现实社会充满了激愤之情：“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蜒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诗人鞭笞的锋芒遍及丑恶世间的一切阴暗角落。
如果说李白的愤世嫉俗以火热的激情倾泻而出的话，那么，苏轼的刺讥时政，多表现为冷峻的嘲讽。他讥刺榷盐法对百姓的残酷盘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明明是百姓穷得吃不起盐巴，他却说是像孔子那样，听了美妙的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讽刺“青苗法”：“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强行抑配的高利贷款，没能促进农耕，却制造了一大批盲目流入城市、游手好闲的庄户子弟。他讥刺当时庸人得道的官场：“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正直的人步履艰难，庸才却能位至公卿。强烈的愤世情绪，却用一种近乎玩笑的嘲讽表达出来。真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明代杨慎也是反骨嶙峋的骨硬之士。为反对明世宗改定大礼，为其生父主祀尊号，敢于同二百多名大臣伏阙请愿。他的不少诗文，就敢于直接指斥当朝皇帝。《即事》一诗，讥刺明世宗改定的新礼：“舜殿夔龙新礼乐，汉家董贾旧衣冠。野人自喜从先进，谗说谁甘作庶顽。”《无题》一首，讥刺明武宗微行冶游：“石头城畔莫愁家，十五纤腰学浣纱。堂下石榴堪系马，门前杨柳可藏鸦。景阳妆罢金星出，子夜歌残璧月斜。肯信紫台玄朔夜，玉颜珠泪泣琵琶。”武宗宿妓于宣府，为一时丑闻。本篇将邪狭莫愁与景阳宫苑联在一起，矛头是很明显的。篇末再以昭君的出塞，警告其淫游亡国的危险。《和后斋即事二首》，讥刺明世宗迷恋长生之术：“山中宰相洞中仙，白犬黄鸡上碧天。圣主恩深汉文帝，不教栾大藁街悬。”方士们以进丹砂，飞黄腾达，鸡犬升天。汉武帝尚且能诛杀骗术败露的方士栾大。世宗却甘受欺骗，一味庇护。其昏庸之态，无以复加。
陈、李、杨诸人，敢于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皇帝，在封建时代，相当大胆。但他们的讥刺，只能采用影射讽喻的方式。真正敢于点名痛骂当朝君主的，恐怕只有一个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他敢骂康熙、乾隆为“二民贼”，骂慈禧为“卖淫妇那拉氏”，骂光绪为“载湉小丑”。同时，邹容批判的矛头，不仅仅停止在一家一姓，指向的是整个封建专制政体。他痛斥秦始皇以下所有的专制君主：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
对封建专制政体的社会基础，尤其是那些甘心为奴、蝇营狗苟的世俗之士，所谓“汉学家”“宋学家”“词章家”“名士”者流，他也痛下鞭笞：
汉学者流，寻章摘句，笺注训诂，为六经之婢，而不敢出其范围。宋学者流，曰守其五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噉冷猪头。词章者流，立其桐城、阳湖之门户流派，大唱其姹紫嫣红之滥腔排调。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
诋诃世俗，可以说是辛辣尖刻。巴蜀“俗好文刻”之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巴蜀文风如此锋芒毕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就作家本身而言，他们不仅仅是文坛上直言不讳的“牛虻”，在生活中也是敢于抗争的斗士。他们的经历，大都充满了强烈的叛逆色彩，他们的生活，也大都坎坷不平。扬马晚年免官闲居，陈子昂被害狱中，李白长流夜郎，东坡流儋耳，升菴流永昌，邹容竟瘐死于监狱。除此之外，宋代苏舜钦以耿直遭诬，废居苏州，清代李调元以“浮躁”之罪，被流放于伊犁。被砍头于西市的“戊戌六君子中，四川人竟占了二位——杨锐、刘光第。上述这些人物，他们的经历虽各不相同，他们的性格，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排除了封建时代温柔敦厚之类虚伪的道德准则，嫉恶如仇的刚直品格。而这一点，正是四川人优秀的文化基因。
影响四川人内在性格形成的因素当然很多，不过就叛逆精神而言，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其一，四川的先民，大多来源于被迁谪的罪人。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四川为流放之所。商鞅被杀，尸佼逃入蜀。嫪毒被刑，舍人迁蜀者四千余家。吕不韦败，与家属并迁于蜀。秦并六国，徙其豪侠于蜀。扬雄祖先，以避仇入蜀。李白之父，以逃罪入蜀。苏轼祖先，为苏味道贬蜀时所遗。其二，四川山川险阻，同样影响人的性格。《汉书·地理志》根据蜀中物产的丰饶，推论蜀入“轻易淫伕”。而蜀人的“柔弱褊厄”，则应当归于视野的险隘。《华阳国志》以蜀人“质直”“戆勇”“俗好文刻”，也是从地理条件寻找原因。《水经注》引袁山松语，以三峡“地险流绝，故其性亦隘”。换句话说，四川人的斗争精神，不正是在同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抗争中锤炼而成的吗。独特的自然条件，独特的人文环境，养育出一代代铮铮铁骨，培育成代代相承的叛逆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