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与世异，心与俗并”，这正是魏晋名士的分裂型人格。一方面投身山林、隐鳞藏彩，一方面又混迹官场、曳裾朝堂;一边厢高谈玄学、鄙薄世情，一边厢又贪恋酒肉、枕藉芬芳。“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阮籍诗)，既然“龙蛇”当道，又一时舍不下尊贵的肉身，就只好“屈伸随其时”、游步与委蛇了。这里要花些笔墨说一说阮籍，作为“竹林七贤”中由儒入道、半仕半隐的“两栖人”，他在三十大几就“三仕三退”，厌倦于官场的波诡云谲;司马父子控制政局后，对他展开了接力式的“征辟”，猫戏老鼠一般盯视、呲牙、追扑，然后又是安抚又是怀柔，将其牢牢控制于伸“爪”可及之地……阮籍从一个太尉府的小秘书做起，官至步兵校尉，缄口不谈政治，“未尝臧否人物”，等于是一个不说话的提线木偶。司马昭欲遣人至阮府，为儿子司马炎“说聘”(阮有女美貌)，阮籍竟然大醉六十日，把一场欢欢喜喜的“凤求凰”生生演成了荒腔走板的“黄梅(没)戏”。如此光景，还能有好的“政治生态”吗?司马昭曾问事于诸长史，说：“尔等可知，朝中为官至慎者为谁?”见没人接话，便自问自答：“惟阮嗣宗耳!”众官不明所以，诺诺称是。司马昭叹了口气，接着说：“岂不知嗣宗文采不输乃父，犹见胜于文举，是朝中股肱耳!”这一段散漫的闲聊，看起来涟漪不起，却字字见血，十分意味深长。他说阮籍之才不让其父阮瑀，为什么在朝中活得这样畏畏缩缩呢?因为有文举的前车之辙呀!文举者，就是建安时期，与阮瑀一起荣登“七子”榜单的孔融，因屡屡见忤于曹操，结果被毫不客气地咔嚓了!——隔山听雷，其声虺虺。
阮籍脱身无计，只好装疯卖傻，自造“山林”。
他玩得最纯熟的特技，是耍“青白眼”。看到比较顺眼的哥们，辄奉以酒肉、青眼相加;遇见世俗闲杂人等则一律翻以白眼，把眼珠吸进眼睑里，示之以白洋洋的“眼白”，表示不待见，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再就是行止无状，歌哭无端。除了前文所述的“穷途之哭”，他还热衷于给不相干的人哭丧。城区里有个少女因疾早逝，他竟戴麻签草，跑去哭了一天一夜。邻家开了个便当，有美妇当垆卖酒，相当于现在的开放式酒吧，他光顾多次以后居然停不下来，天天跑去喝酒，日日抱醉“K歌”，然后横身往人家脚边一躺，梦话连篇呼呼大睡。
上述带有轻喜剧味道的自导自演，若非老戏骨出场，没准会跑出角色、发生笑场。然而，这真的是在“演”吗?那泪滴里的悲情，酒杯中的沦落，歌吟间的撕裂，是“文艺人”凭借演艺所能抵达的境界吗?我们也只能在诗人的《咏怀》诗里，去寻味“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穷窘，体会他“胸怀汤火”、局天扣地、只求解脱，“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的凄绝和苍凉。
为了麻醉和“忘忧”，受到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胁迫”，他终于走上了“嗑药”(服食“五石散”)之路。
“五石散”(一称“寒食散”)，是魏晋士大夫阶层颇为流行的养生补元之药，“五石散”据传是东汉圣医张仲景依照其《伤寒论》的理论精心研发的配方，由钟乳石、石硫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五种矿石合成，又杂以人参、白术、桔梗、防风等行气散风之材，研末成丸，服之能暖手足、强身心，伴有幻觉并产生快感。因材料比较名贵，加之制作工艺复杂，此药价格不菲，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财力底子，明白人是不敢轻易染指的。所以，那时候的士大夫碰面，看到对方脚底轻飘、行走如风，照例会问一句：今晌“食散”了哈?哼哈逗乐之间，多少有点炫富的意思。但“五石散”毒性极大，用药过程非常繁琐，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喝热酒，再配以活跃汗腺的远足(旅行)，将“毒热”发散出去，称“行散”。据鲁迅先生考证，因“食散”后皮肤极易破损，所以魏晋名士爱穿宽袍大服且不事洗涤，时日一久难免抱虮笼虱，以致出现“扪虱而谈”的生动图景。事实上，因为“行散”的刚性需求，“五石散”的推广还直接导致酗酒之风盛行，推动了河洛地区的“全域性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