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王庙”原为一座矮小破败的茅庵。有一年，一个被撤职的盐运使，由扬州乘船沿古运河北上，途经河下古镇，在湖嘴码头停船休息，登岸散步。经过灵王庙时，面对灵王像，他祈祷许愿：倘若灵王保佑他能官复原职，一定重建这座庙宇。两年后，盐运使如愿以偿恢复了盐运使官职。上任后，当即委派在河下经营盐业的安徽徽州富商，替他把这座茅庵改建成非常气派的庙宇。
新安学校一开办，就为当地带来勃然生机。办学不是去享受，而是要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学校不仅要教学生读书，也要教学生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注意社会生活，开展一些革命工作，掩护好革命干部子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妄图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萧湖水静静地流淌着，如琼浆玉液滋润新安小学师生的心田。汪达之悄然把在新安小学就读的7名学生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小小的“旅行团”，以社会为学校，牢记嘱托，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主张，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念。
陶行知是汪达之的人生伯乐。1933年秋天，新安小学的7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从河下古镇出发一路南下，到镇江、上海旅行40天。对这7个小朋友，陶行知在生活上热情关怀，不仅联系参观访问，还帮助儿童旅行团取得了一些薪酬。新旅儿童团在上海新陆师范参观、卖书、演讲，卖书收入了10多元，还得到了新陆师范付给他们的10元演讲费。为了支持他们演讲，陶行知特意写诗让他们带去——“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并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这首诗改编后被编入了后来的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课本。
汪达之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坚定落实者和创造性的践行者，他培养孩子们每个人都做“小先生”，坚持让孩子们轮流负责当“轮值主席”。有位教授询问新安的孩子们讲得怎样，陶行知幽默地说：“他们讲得好极了，弄得我们教授的饭碗有些不稳了……”他曾写了一首诗，赞扬新安儿童旅行团：“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陶行知时刻牵挂着新安旅行团，与他们心连心，给予鼎力相助。旅行结束，新旅的7个孩子，安全返回，还带回34块大洋。在当时，上海的一间旧房，也只卖十三四块大洋。从当年汪陶二人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发现汪陶二人是忘年交，有兄弟般深厚的感情。这次成功的旅行，为新安旅行团出发做好了形式和物质上的准备。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团员14人，冒着蒙蒙细雨，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登上南下的小轮船。他们身着白衬衫和蓝色工装裤，脚穿草鞋，各自携带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闯荡当时中国最热闹的十里洋场大上海。在上海54天的成功修学旅行，轰动了大上海以及整个教育界，此后，新安旅行团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历时17年，行程2.5万余公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团员年纪最大的17岁，最小的年仅12岁。
陶行知一直关注着这群“小好汉”们。他将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金全部赠送给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帮“新旅”从上海购买了一架德发牌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电唱机和幻灯机，为孩子们准备《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抗战》等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新旅”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组织发展儿童团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抗日救亡。
新安小学招收的主要是当地贫困家庭子女、地下党员后代和烈士遗孤。新四军政委项英女儿项苏云5岁时是郭青老师受人之托带到新安小学隐蔽临时就读的。如今，在新安小学校园内，静静地矗立着一座“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这里收录着一段刻入历史的记忆。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安旅行团辗转经香港、上海抵达苏北盐城。刘少奇、陈毅接见了全体团员，赋予他们“组织十万儿童”的重任。“新旅”不负众望，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劳军支前、站岗放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