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我为什么要写作，想必还因为我有一点点责任心吧。
生于“八零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 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 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 却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大凡努力， 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 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 就不难发现， 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
有几位读者，自称看了我写微博上的一些批评性的文字而陷入“绝望”。还有一位江西的高中政治老师给我留言，“读了你的《思想国》和《重新发现社会》，钦佩你的智慧， 但与此同时， 对现实又是多么悲观。”我时常检点自己的写作，这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愿意以我愿意的方式去担当。这些年来，我毫不掩饰对小说《废都》的反感。这是一部不仅作者要爬格子，还要读者爬格子的小说，里面充满了虚假的绝望。也许，我这样要求一个作家过于苛刻，但这与其说是要求他人，不如说是要求我自己。在我内心深处，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想法：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所以我才会那么热爱《肖申克的救赎》《美丽人生》《放牛班的春天》等电影。
因为看了我几篇文章或者微博而有痛感的人，我同样希望他们可以如此积极理解。不要把疼痛当绝望，凡事还是看积极的一面吧，至少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在积极地做事。同时也给自己的视界多一点时间感：一百年前中国还有凌迟，五十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许跳舞，二十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十年前还有收容遣送条例，五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社会终究是在进步。退一步说，无论环境恶劣，你总还可以做最好的自己，因为你即你选择。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2010年暮春，我在家乡参与筹建一个图书馆，向社会募捐了不少图书。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愿意在一位捐赠者的留言中看到自己的志向：“其实文字秀美者众，难得的是见识;见识明辨者众，难得的是态度;态度端厚者众，难得的是心地;心地温暖，更需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方是做学问、求真理、提问解惑、治世济人的书生。”
其实，在这样一个国家，最难得的是书生气，然而不乐见的是，书生在很多场合已经沦落为贬义词。这个逻辑怪圈是，书生未成气候、难成气候，批评者便代代传唱“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一个寂静的冬日，我在北京的一号线地铁里捧书而读，读到封底上于右任给虚云老和尚的评价，险些掉下眼泪。归纳起来，这个评价无外乎八个字，“入狱身先，悲智双圆”。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人生么?我跑到哪里去了?
清晨，阳光照进世界的每一座庙宇。有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为什么还会去信宗教呢?如果是因为没有信仰而去信了宗教，宗教岂不成了信仰的替补品?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愿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条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我会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会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笔端，从每日清晨写下第一字的时候开始。我用文字祷告，我用文字诵经。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托付给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