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陈建文从床上爬起来，还没来得及洗漱，手机就响了起来，一位同学在电话中说宋大个死了。他觉得这位同学要不是在咒骂宋大个，要不就是头天晚上醉酒还没醒过来。他说，留点儿口德吧，宋大个一米八的个头，天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寿命绝对比我们长，活一百岁没啥大问题。他们三个是关系密切的同学，无所不谈，常拿生死开玩笑，胡说八道也属正常。这位同学说，我不是开玩笑，宋大个真死了，走到他两个哥哥前头了。这个噩耗是宋大个老婆告诉我的。话语里有了悲凉的成分。
像有一把锤子敲打在陈建文的脑袋上，他一下子蒙了。过了半晌，他问：怎么回事呀?
这位同学告诉了他事情的大致经过：宋大个老婆说，早晨她去超市，宋大个称头疼，她以为是感冒，让宋大个吃了药在床上躺着，说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她回家发现宋大个不省人事了，忙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但医生说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前后不到两小时。
陈建文觉得有一股风吹来，浑身战栗，透心的凉。过了五十岁，他发现熟悉的人中，有人说走不打个招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忽然感到生命原来就像风中的一棵草，如此不堪一击、如此渺小、如此脆弱。
两人商定去吊唁宋大个。
宋大个家住在西关的一个小区，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从宋大个老婆口中得知，宋大个是因脑出血死亡的。宋大个有两个女儿，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宋大个这个顶梁柱一倒，这个家的日子就难了。他们在宋大个的遗像前上香、默哀、鞠躬后说了些空洞的话安慰了宋大个的老婆，便离开了宋家。
上午十时左右，分别的时候，这位同学握着陈建文的手说：珍惜当下，多联系!人生无常，要珍重啊!
尽管同学的话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但陈建文能感觉到这位同学把他的手握得紧紧的，脸上呈现出的是依依惜别的神情。他心里有了五味杂陈的感觉，也握紧着同学的手，连说了几声保重!
驾车返回的路上，他蓦然想起应该给年过八旬的父亲打个电话，他好久没给父亲打电话了。
父亲的手机里只是唱秦腔，没人接。通常只要他打电话，父亲都会及时接听，哪怕是深更半夜，今天咋就没接呢?父亲有什么事顾不上，还是耳朵背听不见?
自从弟弟陈建利带着老婆娃娃进了县城，郭家沟老宅院就只剩下父母留守。为和父母联系，弟弟专门给家中装了部电话，常常是他们给家中打电话，母亲就会及时接听，说道说道家中的状况，他们也就放心了。五年前，母亲去世后，只剩下父亲一人留守了。他们曾提出让父亲或随弟弟去县城住，或者来周城跟他住一起，好有个照应，父亲就不孤单了。父亲死活不愿意，说他不习惯住城里的楼房，在老宅院想干啥干啥，畅快自在，比城里好多了。他们便只好随父亲的性子。好在姐姐嫁到邻村的梁家湾，早晚能照顾上爹，他也就放心一些。因为他也就是在过年过节给母亲上坟的时候回一次家，给父亲送些生活必需品，常常是跟父亲没说几句话，接个电话就走了。
父亲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尽管老了，身体还算硬朗，生活能自理，还在种他那二亩地。父亲流动性大，他们每每给家中打电话没人接，座机成了摆设，弟弟就给父亲买了部老年人专用手机，让父亲使用。说手机可以携带，父亲可以随时接电话，也方便。以他们的想法，不指望父亲往外打电话，只要接电话报个平安就行了。那天拿到老年机，父亲像孩子样高兴，说这下我手一摁，就随时能接到你们的电话了，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这东西好，这东西好!晚上睡觉，父亲就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似乎随时准备接电话。可父亲把手机用了没多久，就丢失了。父亲说，他像回村的年轻人一样，把老年机整天拿在手中，有次去镇上的柳记羊肉泡馍馆吃了回饭，就不知丢哪儿去了。
去年八月，陈建文把父亲接到周城小住，父亲几乎天天出门，往街上或广场、公园跑，称在鸽子笼样的屋子里憋闷得难受，光看电视没意思，得活动活动，要不浑身都疼。陈建文给父亲重新买了部老年机，并给手机拴了红绳子，让父亲出门时挂在脖子上。他告诉父亲，这跟儿童电话手表一样，只要你自己不卸下来，就不会丢失。父亲把手机挂在脖子上，高兴地说，这下我就能大胆出门了。但父亲挂了几天，就有些不愿意了。陈建文问为啥?父亲说，他坐在公交车上，手机吱哇吱哇响，有人对他翻白眼，有人提意见;他进超市看看，手机吱哇吱哇响，人太多，用衣裳捂着手机就得往外面跑，急得他满头大汗。陈建文问都谁打的电话?父亲说，你姐一天打几个电话，问这问那，你也打，我烦得受不了。他对父亲说，这不是惦念您吗，城里车多人多，怕你迷路找不到家。父亲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迷不了路。陈建文背地里就给姐姐打电话，让少给父亲打电话。姐姐说，爹年纪大了，那你要把爹照管好。有天晚上，父亲在小区院子的小广场看别人下象棋，看痴迷了，夜深了不回家。陈建文的妻子给父亲打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父亲说就回来了，就是挪不开步。后来，打电话的人打烦了，接电话的人接烦了。父亲赌气索性不接电话了。三天后，父亲留下手机，竟偷偷离开了周城。他开车追到县城，好说歹说父亲也不在城里住了，他便给父亲赔不是、说好话，让父亲带着老年机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