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前半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过，后半生会与回族同胞发生这样密切的关系。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岁月，有十年是在回族同胞中过来的。这期间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大部分。说来也是有缘分。
最高指示谁敢违 告别津门别有因
1969年6月26日，“最高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也就是所谓的6.26指示)全国医务界闻风而动，纷纷报名上山下乡。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当医生的老伴刘敦容自然不能例外，也递上了申请书。可是上级有个规定：这次必须是全家一块走。一个医务人员一经批准，家属另一方不管是干什么的都得随行。但有一条，凡本人或者家人中有是“阶级敌人”的，则不能“享受”这一光荣任务。作为家属的我是“右派分子”，从1958年起就下放天津南郊农村“监督劳动”，身份是农村“五类分子”。因此，她没有资格“光荣”，也就是说，名正言顺可以不申请。这对有些人来说，还真是求之不得的事。那她为什么还要申请，并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直到被批准了为止呢?
当时，我们家的情况糟极了。我所在的天津小站，别看它是农村，有那么一帮人还真有点野心，想在阶级斗争中表现积极，从而在运动中弄点什么。这些人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人，斗起人来太狠，打人也凶，我是三天两头挨斗挨整。就是说，我每日除了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精神和肉体上还要承受更大的折磨;而她呢，因为我的事，怎么小心干也不行，“夹着尾巴”过日子，滋味只有自己最明白。本来就不大的小家，给抄了好几次……还有我们的独生子江友于，15岁了，初中快毕业，等着他的肯定没有个好，不是上山就是下乡。
我俩合计来合计去，终于决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远走高飞，兴许在那边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活路。我们明白，那里肯定是穷乡僻壤，但就是吃糠喝汤，只要一家三口能团聚在一起，我愿足矣!走，全家到宁夏去!所以我承认，我们来宁夏，和别的人不大一样。记得，天津赴宁医务人员大队人马离开天津时，在天津火车站，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但仍然是哭声一片。唯有我们三口悄悄坐在车厢一角，心中虽有一丝丝的凄楚，那是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这座城市的依恋，对一些亲朋好友的依依不舍，但更大的却是对未来的一线希望，也可说是喜悦：终于有机会离开对我们不那么好的一些人和事了。要生存下去的本能，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我们是怀着解脱，怀着能活下去的渴望，离开天津的。能说这不有点悲壮之慨吗?
在车站，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几个亲人送行。我们则有点个别。儿子幼小时的老保姆，有一个儿子是三轮车工人，是他蹬了车子，送我们三口到的车站。送我们的仅他而已。
就这样，1969年冬，我们全家三口，随着天津支援宁夏的近千名医务人员及其家属来到了宁夏。我们分配去了西吉县白崖公社安家落户。刘敦容在公社医院当医生，我则在公社所在的白崖大队“监督劳动”。
穷山沟安家落户 送医送药受欢迎
白崖公社是一个纯回民聚居区，山大沟深，交通十分不便。自然条件恶劣，无霜期全年才百来天。一亩地一般只打几十斤粮食。新中国成立二十年了，群众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缺医少药更是不在话下。天津的几个医生、护士一去，由于他们的业务水平高，加上干劲足，和当地的同行一起，很快做出了成绩。
老伴是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妇产科医生，又有多年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经验，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自然大受欢迎。她一到，就开始了各种妇产科手术，割瘤子，剖腹产……都一一开展起来。另外还协助同时从天津一块来的外科医生，做外科手术。在这极为封闭的山区真是成了新闻。一时间，白崖公社医院远近闻名，门庭若市。
有些女社员，结婚多年不生娃，这在回民地区可是一件大事。对这种病，过去是用民间土方，或者干脆用封建迷信的办法胡整。弄得不好，不单病没治好，还落下一身毛病。她去了以后，用科学的检查方法，查出病因，对症下药，让一些人家得贵子。这一招特别让老回回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