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试用我的知识和我在柏林墙所看到的那个故事——就是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的故事当中的那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笔者注，《寄居者》的原型来自柏林墙②)，我就把这个男女主人公对换了位置(笔者注，变成女救男的故事：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背景，美籍华裔姑娘May与奥地利的犹太青年彼得一见钟情，在获悉约瑟夫·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后，她想出了一个胆大、心硬和想象力丰富的计划，她把与彼得形肖酷似的美国犹太裔青年杰克布·艾德勒从美国本土骗到上海——当然是利用杰克布对她的感情，好利用他的护照帮彼得逃出上海、前往澳门并最终转往美国③)。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非常传奇的逃亡的故事写了犹太人在上海的那段历史，就这么把犹太人在上海这段历史，通过这种小说虚构，然后把它给装进去了。装进去以后呢，其实让我感到冲动的呢，是移民的这种漂泊和放逐的这种经历，我觉得这种经历呢，其实华人也是体验非常深刻的，与犹太民族其实是可以分享的。
早期，华人是从福建、广东沿海，漂泊到许多国家——南洋的国家和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是欧洲的国家。去往欧洲的，当然主要是来自福建和浙江交界处的温州一带的、沿海的人吧。他们的漂泊经历，而且漂泊形成的这种集体潜意识，其实是和犹太人长达2000年历史的漂泊，是有一定的可以共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有趣的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唱的一首歌叫做“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歌曲名《花踪》)。海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华人。那么其实也就是海岸线的大地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有华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当时写作的一个抽象的一种意象、对于这个故事背后所蕴涵的这样一种抽象意义的一个意象吧。
这三个故事，我是2005年写了《金陵十三钗》(中篇版)，2006年写了《小姨多鹤》，2008年写了这个《寄居者》，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中国台北去驻扎了(笔者注，严歌苓丈夫莱瑞先生被派往此处工作)，写了那个《寄居者》，2010年我又把《金陵十三钗》改成了长篇。因为我们家族里有一位亲戚，在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他当时被留在了南京。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没能撤离。他在南京写了一个《陷京三月记》(笔者注，作者蒋公榖，系军医)，就是他写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经历，是作为他个人的一种对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见证吧。当我看到了他这一本书以后，我觉得好多史实，他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一些旁证，所以我就把那个《金陵十三钗》，又重新地把它扩展成一个长篇。
刘 艳：为了能写好这个小说《小姨多鹤》、写好日本人，您还两次去日本居住过一段时间，体验生活。您说过日本女人的“静”和刚强、倔强相辅相成。的确，在多鹤身上，您很注意写出了她的“静”怎样与她的刚强、倔强相辅相成。您讲过第二次去日本才住了两天，但所住的山村小客栈的老板娘由于“完整雪藏了经典日本女性的仪态、谈吐、品格”，都为您创造多鹤提供了最好的第一手资料。④
有关这两次去日本实地体验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以及您觉得把多鹤写得像个日本女人，最关键点是什么?是哪些人物特征?还有您一直坚持地踩在人物的鞋子里来写人物，应该也是很关键的吧?
举个例子，多鹤刚到张二孩(张俭)家不久，曾经出走过，全家人寻她不着，她后来竟然自己回来了。二孩原配妻子小环带着东北女人那股虎劲儿，扯住她就往自家院子里走。“小日本婆听不懂小环的话，但她的嗓音听上去像过年一样热闹，她便停止了倔犟，由她一直把她扯进堂屋。”⑤这是多鹤视角的叙述。“一晚上谁也没从小日本婆那里掏出任何实情来。第二天晚饭桌上，小日本婆把一张纸恭恭敬敬铺在大家面前。纸上写着：‘竹内多鹤，十六，父母、哥、弟、妹亡。多鹤怀孕。’”⑥这是小环和张俭一家人的视角。“小环把多鹤的身世讲给他听了之后，就在第二天，他看见多鹤在小屋里给孩子们钉被子，心里就有一阵没名堂的温柔。当时她背对着他跪在床上，圆口无领的居家小衫脖子后的按扣开了，露出她后发际线下面软软的、胎毛似的头发……中国女孩子再年轻似乎也没有那样的后发际线和那样胎毛似的头发。也许因为她们很少有这种特殊的跪姿，所以那一截脖子得不到展露。……他化解了那么大的敌意才真正得到了她，他穿过那样戒备、憎恶、冷漠才爱起她来!”⑦这是张二孩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