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明代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以前世射杀之因定今生孽缘之果，前世虐妻杀狐的狄希陈今生倒是极端怕老婆，屡次被仙狐托生的薛素姐咒以“瘟鬼”“遭瘟”都不曾加以反驳，后在小妾童素姐与妻子薛素姐的虐待下染上一场癞几近死去，幸得高僧胡无翳的指点下苦念一万遍《金刚经》方才消除了前世今生的因果罪孽。
瘟疫在明清小说中因果宿命观的彰显，除却惩恶外，还在于扬善，以此来劝诫世人规范言行。如明《醒世恒言》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中“到得明年，普天下疫疠大作，只有青州但闻的这香气的，便不沾染，方知李清死后，为着故里，犹留下这段功果。” ③清《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中惠叔于冥司所遇疫死故人时所说的“生前有功德者，至死何尝不富贵也?寄语世人早作带来计可也。” ④清《子不语》道士取葫芦中“能行善者，以千金买药备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 ⑤等所表述的一般，瘟疫在明清小说的文学书写中带着极强烈的功德色彩，往往劝诫人们行善举、种善因，从而得到现世以至来生的善果。
无论是惩恶抑或是扬善，瘟疫在明清小说中所体现的因果宿命观对人们的品性道德起着良好的约束作用。无须法律条文的制约，人们便能主动规范自己的言行，体现了当时人们古朴的思想理念，使当时社会的风俗风气得到良好的教化。虽然其间夹杂着一定封建迷信的成分，但亦真实再现了明清时期百姓的约定俗成。
(三)多元与成熟：明清小说瘟疫文学书写体现的叙事艺术
瘟疫与明清小说中所体现的艺术手法较为成熟，作者在对瘟疫展开描写时，会灵活地运用多元化视角去描写相关人物的神情、心理、语言、肖像，进而推动明清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彰显内容主题。
在明清小说的文学书写中，瘟疫较为常见的写作视角有纯客观叙事与全知视角这两种。所谓纯客观叙事，就是在对瘟疫展开书写时如放电影一般，作者将事实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带有任何的主观色彩，一切都自凭后人感想。
如《警世通言》第十七卷《钝秀才一朝交泰》：“自此吝餐下缺，且训涌之暇，重温经史，再理文章，刚刚坐毅三个月，学生出起痘来，大医下药下效，十二朝身死。” ⑥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 四》：“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 ⑦
不难看出，纯客观叙事视角下的瘟疫可以是具体到某某年间可供考察的一场大瘟疫，也可以是不知年代、不问所起的疫症，虽然在此视角下的瘟疫只是作为时间节点、背景而出现，但期间也会涉及些许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能够为后续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相较于纯客观叙事，全知视角下的瘟疫更加生动可感，作者会详细介绍有关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将人物的神情、语言、动作、心理等详细地交代出来，有时还作为当事人参与到故事中去，描述他人的喜怒哀乐，进而起到推动情节发展、彰显内容主题的作用。如清《姑妄言》卷十三中阮最的描写就属于这一类。从当事人阮最的视角出发，作为当地出了名的财主，在没患上时疫之前，周边的人对其百般谄媚，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但当其患上时疫之后，即便是妻子、仆人都四处躲闪，喊了半天都无人应答，种种迹象与患疫之前众人的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两相对比之下，时人对瘟疫的惧怕程度、瘟疫的传染之快可见一斑，人情社会中的人走茶凉亦不过如此。
诸如此类还有许多，无论是纯客观叙事还是全知视角，都不会单独地出现于一部小说中。明清小说中瘟疫艺术手法的成熟之处就在于作者能够十分灵活地转变写作视角去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没有生硬造作之态，从侧面烘托瘟疫，使得瘟疫变得真实可触摸。
虽说部分存在夸大成分，但这样能够极大地迎合市民阶层本身对于小说的要求，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的生存现实与历史记忆。
二、瘟疫与明清小说的隐喻叙事
受自身体裁的影响，小说本身带有一定的虚构性，而出现于明清小说中的瘟疫除却指传染性疾病，反映着瘟疫的发展史之外，往往带有文学与艺术的魅力。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瘟疫在明清小说作品中带有极强的隐喻色彩，即非指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