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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得去找唐叔了，那或许就是我身上偶发的病。
很多年前的夜晚，在矿区通往四野山村的土路上，我带着黑狗一次次找过唐叔。我拎着摇摇晃晃的矿灯，不时照向掏黄鳝、看西瓜、捉青蛙的村人，也不问路，闷着头跟着黑狗跑，就会在这个村的稻草垛、那个村的晒稻场找到唐叔。那时的唐叔一定是喝醉了，躺在那儿跟天上的星星说话，像是跟它们很熟似的。我偶尔挺烦这差事，就气鼓鼓地问唐龙唐凤 ： 你俩为啥不找你们的爸爸?非要我去找?唐龙头一仰： 鼻孔吹出两股气流： 哼!他死在外头才好呢。唐凤却难得地赔着笑 ： 你家不是有大矿灯么?我家没有哦。我摇摇大脑瓜，眨巴眼睛还想说什么，唐婶碎玻璃般的尖叫声就传了过来 ： 他又去哪儿找相好的了?快把他找回来啊——我只好朝唐叔养的黑狗丢个眼色， 颠颠儿回家拎起矿灯上路了。没想到这一找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唐叔不是我亲叔，是我父亲的战友。他曾是矿上的电影放映员，之前是跨过友谊关的军人，再之前是长江江心洲上渔民的儿子。当年，新中国工矿城市银城刚刚兴起，一批批转业军人开拔而来，一群群招工农民蜂拥而至，于是一座座矿山、工厂热火朝天地落地开花了。唐叔是跟我父亲同批转业到国营煤矿的，那时的矿区还不时会传来野狼的嚎叫，等我出生时才有点集镇的气象。据说，唐叔到矿山时，因具有高中学历且能写会画，有两个岗位供他选择 ： 一是去矿工会，前任工会干事在灯光球场画伟人像时，因把痣点错了位置而被抓走了 ;二是去矿山子弟学校当老师，那时矿校好多“臭老九”被批斗过，教师稀缺。唐叔不想被抓走被批斗，就自告奋勇去矿工俱乐部当了电影放映员。他的工种比往日的战友好多了，那一批转业军人大多分配到井下当起采掘工，我的大字不识的父亲就是爆破工。于是，唐叔不穿蓝工作服，总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还在口袋里插了一支英雄牌钢笔，把头发梳得光滑顺溜，以示自己跟工人阶级的区别了。
唐叔工作的地儿矿工俱乐部，是个方方正正的两层水泥楼，门前高高的台阶、笔直的立柱模仿着北京人民大会堂，是矿区最为气势雄伟的建筑。那是矿上召开大会的礼堂，经常举办“大干红五月”誓师大会、 “五一”职工文艺演出啥的，喇叭里总传出斗志昂扬的歌声，我的父辈们每年至少会在那儿合唱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 。有些时候，那儿会放放电影， 《南征北战》 《小兵张嘎》 《上甘岭》 《渡江侦察记》啥的，引得矿上人蜂拥而至，电影一散场就会传出孩子们兴奋的喊声：香烟洋火桂花糖——唐叔的工作间就在矿工俱乐部二楼的小暗室里，他把电影胶片缠在放映机上，放映机嗞嗞地旋转起来，一道光柱从小方洞里投射下来，越过挤挤挨挨的人头，投在白色屏幕上，于是一场场战火硝烟、爱恨情仇就上演了。我一直觉得那是个做梦的地儿，那个封闭的礼堂能把日光挡在外面，提前进入夜晚，让人进入恍如隔世的光怪陆离的世界。矿上人很喜欢看电影，因而对水泥楼顶那铁片焊成的“矿工俱乐部”五个大字视而不见，管它叫“电影院” 。
少时的我常去唐叔家玩，曾被人误解为我和他女儿唐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其实，我黏的是唐叔，更准确地说是图谋他带我去放映间看电影的特权。我的这个小计谋唐凤早就心知肚明，因而一直用眼梢忿恨而鄙夷地扫射着我。现在她的眼梢已经有鱼纹尾了，可那股冷峭仍不减当年。唐龙却不在意我，那时的他正处于叛逆期，忙着跟唐叔像苏美两国似的冷战。唐婶在不尖叫的时候是个逆来顺受的柔弱人，在那些擅长指桑骂槐、指鸡打狗的矿工家属们中间总显出小心而委屈的样子。她以前是黄梅戏演员，下放过农村，嫁给唐叔后改行做了矿服务社的理发师傅。唐叔总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不多话，不爱理睬人，却喜欢我，酒越醉越喜欢我。他只要沾上酒就会一改沉默寡言的毛病，跟我唠叨他的往事，说他以前在部队是机械化师，他骑着摩托车奔来驶去风光无限，说得我耳朵都起茧了。我每回都貌似仰慕地听着，心里却在暗笑他吹牛皮，我知道他跟我父亲曾在同一连队，都是干铺路架桥活儿的工程兵，而且他的往事苍白得有些可怜，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当然，喝醉的矿工们都爱吹牛皮，都能把蚂蚁吹成骆驼，也许长大的男人都是那样吧。好戏还在后头呢，唐叔说着说着，就会学起电影中的台词，醉眼斜睨，仿佛入戏的演员，学得惟妙惟肖 ： “高!实在是高!”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听见请回话!” “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那会儿，他会眼睛贼亮，神采飞扬起来——也许那是他为自己上演的一场张灯结彩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