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青
第一次知道艾青这个名字是在高中期间读到他的长诗《火把》，那鼓舞青年抨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激情立刻在心中引发共鸣。大学时代又读到他那感情深沉浓烈的诗集《向太阳》，更对作者产生敬佩。北京解放不久，大约是在一个各大学文艺团体的集会上，请到了时为华北大学领导之一的艾青来做报告，得以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会场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空屋子，大家席地而坐，只给报告人准备了一套桌椅。艾青穿一身旧灰布棉制服，带有解放区老干部的朴素风貌。他用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介绍解放区文艺创作情况，听来很是新奇。可惜我并没记住多少，只是留住了对他的印象。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竟和这位诗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工作联系。
1953年夏，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分工担任诗歌组干事。主要的一项任务是为在京诗人会员开展业务活动做具体工作。负责活动安排的是诗人中选出的干事会，成员有艾青、臧克家、田间、袁水拍等。艾青任组长，于是许多有关诗歌组的业务活动我都需要和他联系。作家协会位于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2号的一个大宅院，大红门里面层层叠叠多重院落，两厢有回廊相连，旁侧还有跨院。最后面的院里有一座二层小楼，已是专业作家的艾青离婚后就独居在小楼的二层。我们创委会则在小楼前面的院落里办公。诗歌组的业务活动不少：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1月份，就召开了关于李季的长诗《菊花石》和诗的形式问题的讨论会各三次，诗歌朗诵会一次。为组织好这些会议，干事会在每次讨论会前后都要认真研究、组织发言并做好总结。干事会开会地点就在艾青住处那间宽大的客厅里，我则负责发通知、做记录。有时会议开到中午，艾青就做东请大家到附近饭馆用餐，我也便跟着沾光。后来干事会组长换成了臧克家，开会地点为了方便仍在艾青住所。于是艾青那间二楼客厅我不知出入了多少次，每次他几乎都是从那宽大的写字台前转过身来，以温和的笑容迎接我，从容地听我汇报或请示工作，再做出下一步安排。有时他也向我展示他的写作成果和发表情况，或闲谈点个人琐事。比如他的笔名之由来，他原名蒋海澄，因自己耻于与蒋介石同姓，就在蒋字的草字头下打了个大叉，结果“蒋”字就变成了“艾”字。至于“青”字大约是随便找了个与名字“澄”字的方言谐音就算了。总之，“艾青”的取名源于偶然。
1954年夏，艾青需要出国参加诗歌活动。当时寄给他的邮件特别多，多是各杂志社出版社寄来的刊物信函之类。他通过创委会领导委托我为他代收邮件，我便专门腾出一个抽屉来装。约半月之后，艾青回来了。我立即把积满一抽屉的邮件给他送去，他也送给我一个从国外带回的塑料小盒子。这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红色圆盒，有一个可旋拧的盒盖，盖子上绘有艳丽的异域风情装饰画。那时塑料制品还十分罕见，我一直珍惜地将它保存下来。后来用它来存放各个历史时期获得的纪念章，现在这些纪念章和这个小盒子本身都成了珍贵的纪念物了。
那几年，艾青平静地生活、写作。每有新的诗集出版，他都会签名送给我一本，如1955年出的诗歌总集《艾青诗选》以及较早出版的《欢呼集》等。1957年《诗刊》创刊，我成了《诗刊》编辑，艾青是编委。创刊号上他的诗是重点，仅排在毛主席十八首诗词之后。我们的关系便成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他那时已经重组了家庭，搬到崇文门内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我有时因工作需要也去登门拜访，不过见面次数比过去少多了。
平静的生活过得不算长，1957年下半年，全国掀起一阵风暴，艾青不幸被卷入其中。大约由于诗人在解放后没有完全把手中的芦笛换成战斗的号角，没有完全把牧歌的调子换成时代的强音;他那显得有点孤傲的性格和常带尖刻嘲讽语气的言谈也容易出现纰漏吧，最后，这位曾经在黑夜高举火把、带领青年人向太阳奔跑、讴歌光明到来的时代歌手，就此销声匿迹，从高高的文坛坠入社会底层，全家被放逐北大荒再到边远新疆。20年来，人们再也听不到他那深沉而激越的歌声，得不到他的任何信息，诗人真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