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十分重视群众作品，认真扶持群众创作。1958年全国掀起新民歌创作高潮时期，徐迟曾下乡辅导和推动群众的民歌创作，还为他们编辑出版了一个诗集。到他主持《诗刊》工作的1959至1960年，在他的倡导下，《诗刊》不断从群众来稿中遴选编发新民歌组合，除了农村题材的民歌外，还包括工人、战士、其他行业作者写的民歌。除了民歌形式以外，也注意刊发其他形式和内容的群众作品。有时还将一些群众作品组合排在显著位置，以表重视。
徐迟在《诗刊》编辑部和我们相处了不到两年，1960年下半年他就选择到武汉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了。本来，一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诗人，他的岗位应该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火热的战斗生活中，而不是长期局限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为人作嫁。他的离开我们既恋恋不舍，又为他高兴。他走之前，主编臧克家和接任的副主编葛洛来到编辑部，为他举行个小小的欢送会，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徐迟人虽走，心仍留在编辑部：不时有信件或诗稿传来，传递信息和问候，展示行踪和战果。偶然他还会出其不意地回到“娘家”看看，和大家畅谈叙旧。一个盛夏，让人挥汗如雨的时候，徐迟却神情轻松地跑来了，满意地说：“啊，总算逃出武汉那个大火炉，回北京避几天暑了!”哈!不比不知道，我们原来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还有一次，诗刊社组织一个在京诗人的聚会，正好徐迟也回来了赶上参加。开会这天我们正在会场忙于布置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蒙住了我的眼睛，但因有眼镜遮挡，只能用手虚掩。还没等我转过身来，耳边就传来吃吃的笑声。没错，就是他!徐迟这个年近五十的人，竟然还用这种孩子般的游戏方式来表达故人重逢的惊喜，或许是想拿我当作孩子来逗弄吧。总之，这就是徐迟——一个童心未泯的快乐朋友，一个纯真而浪漫的诗人!
1964年10月，我有幸到武汉出差，才得到机会到徐迟家拜访。第一次见到他美丽而娴雅的夫人陈松，也感受到他们和谐美满的伉俪之情。早听说徐迟喜欢音乐，他从一大堆唱片中挑选出他喜爱的古典音乐和民歌，一张张放给我听，并介绍它们的特点。在他那温馨又浪漫的家庭氛围中我过得十分惬意而舒畅。
此后不久，《诗刊》停刊，人员星散，我下放到塞外张家口地区。虽然还可以乘回京探亲之机，探望作协和诗刊社的老友，但能见到的故人不多，大约到了1974年，我回京时听说徐迟已回京小住，我立即邀了一位诗刊社老友去看望他。虽曾久处逆境，他依然锐气未减，还是那副活泼健谈的样子。当我们慨叹韶光易逝、人生易老之时，徐迟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我今年六十岁了，整六十!”啊，六十岁!这岂不是人进入老年的起始吗?在我们惊愕的目光之下，他那神情却仿佛是个孩子告诉人自己又长了一岁似的，他那灵动的双眸闪烁着的仍是那乐观自信的光芒。这就是徐迟，一个思想永不老的大孩子!
后来，他很快又成了大忙人，释放出被压抑已久的精力，焕发出60岁以后的青春重新投入创作。而且独辟蹊径地扎进科学领域，和科学家们交上朋友，用文学手段为科学服务。在形象而抒情地弘扬科学家们伟大的科研成果时，也深入探讨他们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他们无私无悔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于是一篇篇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尤以《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一时。是他以文学家的细腻笔触，托举出了虽获惊世成果却未为人所知的年轻科学家陈景润;是陈景润以他苦行僧般为科学献身的传奇经历，成就了他为人传诵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文学与科学的绝妙结合，出现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听到他的骄人战绩，比见到他本人还高兴。就这样，徐迟的一些行动信息便常在我们诗刊的故人中相互传递，牵动着大家的思绪。但到后来，一些不妙的消息也接踵而来：爱妻陈松去世、女儿疏远、第二次婚姻失败、对生活失望、重病住院……最后，一个重磅消息轰然炸响——跳楼自杀!啊!这个难以置信的极端行为怎能与那个积极乐观的头脑和活泼进取的性格联系起来呢?然而，这就是徐迟吧。既然到了精神和肉体的痛苦都难以承载的时候，就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和82岁的生命告别——以血肉之躯扑向大地，也将不羁的灵魂放飞天堂，只把大大的震撼和长长的思考留给了众多思念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