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原谅”的村医从屋檐下起身，进了自己房间。我们也只在那天晚上之后见过村医一次，半年后，听说他精神很不好，夜里时常噩梦，早上天不亮就站在门口，望着东边的太阳出来，等到阳光从脚下把他整个人点亮，他才转过身，像是获得了某种力量似的进行一天的工作。这种力量只让他在村里多呆了半年，他还是收拾行李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没有困意，挤在大人中间，学着他们脸上的悲伤的神情，也跟着十分悲伤的样子拉着玉秀坐在她家的院墙跟前，每当停尸房里的女人们的哭声冲出门外，我们也跟着哭。反正，只有到了夜里，伤心的感觉才会像瀑布一样冲击每一个人，包括幼小的孩子——我们，会在夜幕下的哭声中脱去童年的衣装，我们的心灵在那一刻冲入成人世界，被他们的泪水感染并打湿。在那个时候，玉秀也真正地像个没有妈妈的孤儿了(不管在大人们眼中还是我们自己感觉里，失去了爸爸似乎还不算孤儿，但失去了妈妈，就真的是个孤儿了)，她抱着双手，抖抖颤颤好像身上十分冷，尤其显得可怜。
后半夜，人们着手杀了那头瘦猪。也只有丧事或喜事上，我们才能吃到一顿好的。按照这儿的风俗，死者需要“带”走一些财产，如果是彝族人家，还会“献”出牛羊。
玉秀妈妈是个地道的汉族女人，献给她的“财产”便是她生前精心喂养的一头猪。说起血统，可能也只有她最为看重并且也对自己的血统充满了自信，她说她的血统里从未掺杂别的族人的血液，因而在她活着时，总有一些时候看见我们这帮小孩子，难免露出骄傲的神色，她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血统不是纯粹的彝族也不是纯粹的汉族，这也是我们在她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的缘故，没有勇气与她争辩，没有学会以吵架的方式在她那里取胜。而且说来令人丧气，我们自己人之间也在争论黑彝和白彝，哪怕还只是一群小孩子，却也时常为了“黑彝为什么皮肤白，白彝为什么皮肤黑”这种肤浅的表象的事情打得哇哇叫——只要开口争辩，就能肯定，她只会对我们更加嗤之以鼻。
能给死者最大的“财产”就是那头瘦猪，宰杀后，摆放在死者房前新挖的锅洞旁边，锅洞上架着一口大锅，烈火抵着锅底，水已经烧开了。男人们用干枯的蕨叶搭在猪身上烧了一遍，然后再翻过来，把它整个的身上的毛全部烧掉，最后用滚水烫一遍，人们坚信，如果玉秀的妈妈并不因为自己的死亡而一再伤心，那她会很欣慰，在自己劳作的土地上终于能带走一头猪，要知道，她活着的时候也亲眼见过，即使大喜大丧，人们最能拿出手的也仅仅是用黄豆做一顿白花花的豆腐，用这种白茫茫的“闪光”的东西盖过贫穷。现在她带走的可是油花花的“肥”猪，猪膘已经有两指那么宽了，说来也不算是很瘦的猪，说明她平时喂养得很周到。
人们早就不怎么关注停尸房里女人们的哭声了，悲伤分成了两半，一半热烈一半冷，男人们这一边在冷却，女人们的肿眼泡还在继续往外生产泪珠。我们偶尔走过去观察他们，区别出两边的不同。
作为“孝女”，玉秀时不时就要去她妈妈的棺材面前跪着，那黑洞洞的长方形其实很吓人，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怪东西把人装起来，为什么不直接让她躺在舒服的床上，抬着床，把她送到土里去呢?我们当然也必须陪着她跪在那里，作为晚辈，哪怕没有一点儿亲戚关系，可是出于朴素的邻里之情，出于我们妈妈的要求，我们只有跪在那儿才像样。我们跪着，谁也不敢抬头，一抬头不是撞见棺材，就是撞见棺材底下点燃的油灯，焚烧的纸钱和香蜡熏得我们睁不开眼。
天快亮时，肉香飘荡，丧事上的悲伤褪去不少，大部分的中老年男人已经喝醉，玉秀的爸爸更是第二次醉倒，人群中已经不太能看见他了，他端着酒碗这里坐一会儿那里蹲一会儿。只有青年男子还在醉与清醒之间挣扎，他们要替代自己的父辈操办这场丧事。女人们终于哭不动，她们加入到了青年男子的行列，操持宴席。
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前，最早也是最丰盛的餐食上了桌子。这是大家齐心协力为死者准备的告别仪式，吃饭的时候也表现了足够的哀悼的情绪，即便所有人下巴上都沾满了油光，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根大骨头，小狗似的蹲在院墙边。女人们说，丧事越热闹，说明死者的心里会越感到幸福，“以后，她就是个幸福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