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散落在东天山、马鬃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各处。在避风向阳的山南和山谷里，河溪之畔或者水泉周围，都建有数量不多的石围基址，留下人类生活的遗迹，记录着饮食男女的恬适与忙碌、传宗接代的衰亡与新生。而附近的墓葬和岩画，证明这里除了庸常岁月，也有悲喜，也有愿望，也有遐思与觉悟。
这些小型遗址是家族或者家庭级别的“冬窝子”。夏季的时候，牧民们会随着牲畜转场，住在便于迁徙的帐篷里，年老羸弱者往往会留在“冬窝子”。等到冬季来临，牧民们回到“冬窝子”，宰杀和出售牲畜，减少牲畜数量，这样“冬窝子”附近的草场就可以保证畜群顺利过冬。“冬窝子”对于牧民的意义不仅仅是宿营地、避风港，也是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依托，是“家”，是根。
这幅游牧聚落遗址分布图，不但展示着某个游牧集团活动的空间范围，也描述着他们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他们已经进入阶级社会，有等级之分，有国家机器，他们的王有自己的驻地，依靠宗教和武力维持统治。君王之下是部落首领，部落首领有自己的领地和部众，并向君王宣誓效忠。家族和家庭是游牧人群的细胞，他们以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组成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游牧人群何以在荒漠孤岛中生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他们又为何要以东天山为中心呢?
这要从那个历史时期人类的文明形态来解构阐释。
在公元1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有三种文明形态逐渐孕育发展成型，那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商业文明，以斯基泰、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
商业文明天生倚重于交通运输，按照运输通道的不同，分为水系商业和陆路商业。希腊人和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利用优越的海洋区位，垄断了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商业贸易。那时候航海技术还很落后，他们只能沿着海岸线发展航运，所到之处建立商业殖民据点，形成了完备的贸易体系。后来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继承了这一贸易体系。中世纪之后，北欧的维京人沿着第聂伯河、伏尔加河、顿河等大河而下，开始季节性的抢掠与贸易，将黑海的贸易网延伸至欧洲内陆和里海周边。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洋贸易，阿拉伯人的足迹除了印度，还远至东南亚和中国沿海。14世纪以后，大明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创建全球性的航海商贸。再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熟知，那就是荷兰、法国和英国等航海大国的崛起。
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基本上控制在闪米特人、含米特人、波斯人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人群手中，他们做起了东西方转手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实际上是在争夺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公元4世纪之后，中亚的粟特人活跃在通往中国的商道上，沿路建立商队聚落据点，打造体系完备的贸易网络。中国王朝赋予他们社区自治权，授予他们首领“萨保”的官职，管理其内部事务和拜火教信仰。
农业文明大概分为三种类型，平原农业、绿洲农业和山地农业。
平原农业依赖于灌溉，更依赖于气候所赋予的水热条件。一如我国长江、黄河、辽河、珠江流域的农业模式，土地宽阔，连片耕作，人口众多，村落密集。广博的生存空间，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很早就有机会走向联合建立国家。人民附着在土地上，国家按照地域设置行政区划进行管理，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所提供的赋税足以供养强大的国家机器。
绿洲农业属于灌溉农业，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流提供的水源，在荒漠中开垦耕植。我国的河西走廊，新疆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农业都属于绿洲农业。绿洲农业由于受水源限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始终无法突破，各个绿洲的实力基本均衡，加之地域分散，绿洲之间很难走向联合，他们只能建立力量弱小的绿洲城邦。
山地农业的发展其实非常晚，在我国始于唐朝后期，盛行于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番薯和玉米传入之后，山地所产食物足够生养，百姓才开始大规模进山开垦。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详细撰述了山地梯田的修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