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除了我们印象中的大草原游牧之外，还有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和林地牧猎之别。
大草原游牧分布在亚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这里水热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却是游牧人群的天堂。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牧民们驱赶牛、马、羊，随季节变化转场迁徙在不同的草场之间，人民并不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之上。他们的社会结构由部落、氏族、家族构成，各个部落和氏族都有一个模糊的区域空间，有自己的名称、图腾和精神标志。如果某个部落实力强大，武力征服了其他部落，那么草原就会走向联合和统一，所有草原部落均承认征服者的部落名称为共同的名号。与农耕人群的“地域管辖”方式不同，游牧社会的治理方式采用的是“人群管辖”的部落“领有制”。古代游牧人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就属于这一游牧形态。
荒漠游牧主要集中在中亚和西亚的荒漠和半荒漠地区，依靠泉水和内陆河流形成的草场生存，主要以牧养骆驼为主，人口规模比较小。土库曼人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林地牧猎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西风带上，这里降雨丰沛，森林密布，草原茂盛。林地牧猎人群主要活动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织地带，半牧半猎，驯养鹿与马，古代丁零、黠戛斯、女真均属此类。
山地游牧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周边地区。这些山地虽然处于荒漠之中，但降雨量较多，适于草场发育。山地的气候和降雨是垂直分布的，海拔1000米至2800米的山坡上是草场和林地，海拔3000米以上是高山草甸和荒漠，海拔3800米以上是冰川。山地牧民们跟草原牧民的放牧形式大相径庭，他们主要活动在山前和山间草原上，山间的牧民根据季节变化随着山势的高低垂直转场，活动空间在平面上并不算大，人口要比草原游牧更为集中，社会组织比草原游牧部落更紧凑更严密。现在推测，月氏、乌孙属于此类人群。
祁连山的山地牧业并不发达，它地处青藏高原的北缘，低于海拔3000米的山谷非常稀少，而海拔3000米之上的山地基本上都是高山荒漠和冰川，不能孕育草场。整个祁连山脉北侧，除了狭小的山丹牧场之外，再无适合游牧的空间，更别提要让一个族群庞大的游牧人群依此生存了。所以，祁连山地历来是游牧文化的边缘而非中心，而河西走廊上的绿洲农业也向来处于从属地位，无论对于游牧文化还是农耕文化而言。
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下形成了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孕育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模式。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内部的类型差异，所展现出来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这是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奥的话题，该当另撰别论。
现在，还是让我们跟随王建新的研究步伐，把目光转向古代西北游牧文化。
游牧人群对于农耕人群是高度依赖的，正如它高度依赖贸易一样。
不得不提一下欧洲的情况。欧洲气候宜耕宜牧，游牧与农耕是同一人群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工作分工，这种分工甚至深入到家族和家庭。所以，欧洲的游牧和农耕是同一文化形态之下的不同生产方式。
而东亚却大不相同。东亚游牧与农耕的社会分工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群之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东亚的游牧人群对农耕人群既依赖又对抗，正如匈奴与秦汉王朝一样。匈奴要从中原获取粮食、食盐、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资，要么贸易，要么直接抢掠。而中原的秦汉王朝希望开疆拓土，占据所有适合农耕的土地。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大剧拉开了帷幕，这是大草原游牧族群和大平原农耕族群之间的争斗，其实也是大草原游牧文化与大平原农耕文化之间相互对抗、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在长达200余年、贯穿整个汉代的缠斗中，征战与湮灭、臣服与融合的轮回和悲喜时时上演。
而同一时期，月氏逐渐征服我国西北地区的天山、阿尔泰山、河西走廊的羌、戎、狄各部游牧人群走向强盛，最强大时疆域可能囊括东至河套、贺兰山、六盘山，西至天山西段，南至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北至阿尔泰山、蒙古高原西端的广袤地区。
月氏作为游牧人群当然也依赖农耕人群，只是他们所依赖的是绿洲农耕而并非平原农耕。由于绿洲的脆弱性和分散性，月氏与绿洲城邦的关系，不是对抗和竞争，而是征服、驾驭与控制。这其实也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山地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之间的关系。月氏对绿洲城邦的控制，采用的仍然是游牧人群的治理方式，并没有设置严密的行政体系，月氏王庭与绿洲城邦之间是“领有”关系，这有点像中原王朝对游牧部落实施的“羁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