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盗，人曰“祸也”。余咸宜之。
当两汉氏之始，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时之非是以诎1，独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为幸也2。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3困饿伏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固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是以出，独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为祸也。
彼困于昏乱4，伏志气、屈身体5，以下奴虏6，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傃7，其进晚尔8，而人犹幸之9。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10，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一得适其傃，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11。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1遭时之非是以诎：没有遇到好的时代，所以未能显露。
2非遭高、光而为幸也：高，汉高祖刘邦。光，东汉光武帝刘秀。
3劫戮：被抢杀。
4困于昏乱：生不逢时，不得显志。
5伏志气、屈身体：处境卑贱。
6奴虏：做奴隶、俘虏。
7一得适其傃：一旦显扬志气。
8其进晚尔：只能说进用得太晚。
9幸之：以之为幸。
10抗志气，肆身体：胡作妄为。
11祸之：以之为祸。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总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当时流传的一种谬论：创业帝王的臣子，大多出身污贱，是指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有些人说“这是他们的幸运”;亡国帝王的臣子，大多死于寇盗，因此有些人说“这是他们的灾祸”。作者对这种谬论立即予以否定：既不是幸运，也不是灾祸，他们所得的结局，都是理所当然的。第二部分是列举确凿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多起污贱”的“兴王之臣”，并非“幸也”;“多死寇盗”的“亡王之臣”，并非“祸也”。当西汉刘邦和东汉刘秀开始建立王朝的时候，屠户、商贩和下级差役，如辅佐刘邦建立西汉的大臣萧何、曹参，本是秦朝沛县的狱吏，大将樊哙本是杀狗的;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的大臣吴汉原是贩马的。他们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小吏、屠户和商贩，出来当上了公侯卿相，得到了高级官爵;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审时度势，振臂高呼，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老百姓担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从，本来就是当公侯卿相的才能啊!他们先前生不逢辰，因此受到压抑，这只是起初的不幸，并不是遇到刘邦、刘秀才幸运起来的。东汉和西晋末年，公侯卿相被绑架、遭杀害、受困、挨饿，躲在断墙残壁之间死去，也没有别的原因，他们凶狠残暴，鱼肉人民，人民无不恨之入骨，必须食肉寝皮而后快，他们本来就是该被绑架、遭杀害、受困、挨饿的材料。他们乘政治黑暗、社会混乱之机，趁火打劫地跑出来做了大官，这只是起初的侥幸，并不是遇到董卓、刘曜才遭到灾祸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从人们所赋有的志气进一步论证“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亡王之臣”，“多死寇盗”，都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