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缘和血缘一样，讲究的是代际传递，学问更是世代积累方能大成。每一代人都会立足自身当下，回首“从哪里来”的历史，展望“到哪里去”的未来。西北大学走过120年而不衰，必有其薪火相传的“大学之魂”，或曰“西大精神”。通过校史的回顾不难发现，愈是处于民族危难社会动荡的关头，愈能看到西大人不畏艰辛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文化传承使命的秉力持守。1913年，为加强中日高等学校的交流，西北大学曾派学生赴日留学，当时“西北大学创始会”成员和第一任“文科学长”崔云松撰文送别，他回忆了西北大学建校经历的重重困难，特别慨叹学校“处于财政方面问题上的艰难缔造之历史”，而后告诫学生：“经此层层困难之阶段，始有此校之成立，始有诸君之就学，始有选派诸君出洋之盛举。然则吾陕之西北大学，苦学校也，经过之历史，苦历史也，诸君之入校肄业，苦学生也，此次之留学亦苦留学也。旅居之费，皆吾乡同胞之脂膏，不可以任意挥霍也。留学之目的为建设之预备，不可以畏难苟安也。”(崔云松《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瀛序》)此后的西北大学似乎总是难逃“苦学校、苦历史、苦学生”的命运圈子，抗战期间西北联大在城固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1939年联大校长胡庶华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白开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即使是半饿着肚子，校舍极端简陋，老师讲课做学问依然兢兢业业，学生听课上自习一样刻苦用功。1949年天地翻覆，百废待兴，西北大学和共和国所有新生的高校一样，经历了国家经济从复苏到重整的艰难时日，1958年7月西北大学从“部属”变成“省属”，又极大地限制和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及至我们上学的1981年，第一次走进教室，那是什么样的大学教室，惊凉了所有同学的热切期待。班长刘卫平曾经在入校30年回忆文章中描写道：“它是三间毫无装饰的平房，屋顶苫着石棉瓦，外墙未涂白石灰，檐角甚多缝隙，屋内没有暖气设备。外面下大雨时，里墙也小有渗漏，外面下大雪时，里面也下小雪。”后来才得知，因为81级入学时，77级还有半年才毕业，五级同读，校舍根本不够用，只好临时增建和改建了一些简易教室，上课条件大概不比西北联大时期好多少。而且据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一级西大的所有专业都削减了招生人数，只招了计划中的一半新生，真是好险啊。同学聚会时常常说起这些，都感慨自己考入西大是多么幸运，而那间透风漏雨的“第六教室”，竟也成了大学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了。
时至今日，地处欠发达地区的西北大学，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学校整体上坚持保证教学科研的投入，我们的综合实力和很多方面还在领西北之风骚。所谓大学精神，具体在每个学人身上，就是具有不为外在环境所左右的文化定力，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还有自由包容的学术思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新思潮涌动的大学校园，西大经济系出了两个著名学生，一个是蔡大成，一个是张维迎。78级的蔡大成爱写小说，发表在中文系77级创办的《希望》杂志上。当时学生创办《希望》，西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郭琦先生给过很大的支持，不但拨发经费给他们，还放手让学生按自己的思路独立办刊。后来杂志出刊到第三期被有关部门强行叫停，蔡大成不服，竟主动提出退学以示抗议，又是郭校长再次出面力保学生，也使得当期刊物还能照常售卖。77级的张维迎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西大读研，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发热烈讨论，后来转化成带有政治意味的“批判”，在张维迎面临可能被中断学业的压力下，还是老校长郭琦力排众议，认为文章是“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经过一番“检查”的周折后果断停止了这场讨论。最早听闻这两场“风波”的时候，低年级的我还懵懂无知，后来不断在各种史料和怀念文字中读到了郭琦校长，他在西北大学的开明作为和凌厉手段，对他治校能力、经验智慧和人格气度的口口传扬，渐渐在心中叠加成一座宏伟的人物雕像。大学校长通常是一个大学的对外形象，有校长的大气包容和临危担当，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触角才可能得到自由的伸展。北大蔡元培校长开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风气，中国一百多年来念兹在兹的大学精神，希望也能永远成为我们西北大学引以为傲的精神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