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告别一座围着古城墙的记录过我情恋初萌的校园了。
那是七月。
十七岁的我不敢在早读的黑糊糊的操场边对班上一位女同学终于逼近的火辣辣的眼睛说出一个字。但女同学比我清楚我们的目光曾经异样地碰撞过多次。最终她选择了彼此都喜欢的“阅读”传递了她的心声。当着同学的面，她突然大大方方地走近我。她递给我一本用白纸包了封皮的书，说你要的书拿好。知道没向她要过书，可是那本叫《第二次握手》的书确是女同学认为我曾经向她索要过的书。
想起冬妮亚家的柞木书橱，已分别了她的我后来一个人念叨过：
“同学，木头人是想向你要过一本书。”
走离青春期的阅读，我慢慢知道，那时如果不是在旱地，如果采集的不是一枚枚酸涩的青果，我将满筐满筐地送往你的庭院。
在旱地里怎么培植一株玫瑰
在西海固旱地里，安顿一颗心灵和在一块贫瘠的田地里寻回一把青菜或足够一年食用的粮食一样不容易。
一片草、一棵树、一茬庄稼终于在旱魔的阴影里长成气候了，一个远离另一个的心灵开始紧挨在一起倒伏在它们中间，心存感激。
没有人催促他们走上去路;相反，时间依然在暗中恩惠着他们。
一些挽留的声音执拗而朴素。
随着某一天一颗心“忽”地一动，这块旱地里从此生长出了一片又一片比自然更美的心灵植被。
我认识一位叫高琨的老诗人。他朴素得像西海固任意一棵立在山岗上让沙尘频繁地击打过的杨柳，却把一种叫“花儿”的诗歌唱得犹如旱地里飞扬曼舞的雪花。
半个世纪前，老高十六岁。老高小学毕业了。战争在鸭绿江畔召唤他。
老高穿上了绿军装。领导问：“为什么当兵?”老高胸脯一挺，照别人教的响亮地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太小，在后方当个文艺兵吧。”
战争就这样让老高未出发就转身走开了。
当战火烧红了鸭绿江岸的黑夜时，老高在西北大后方的军营里把一只小号吹得呜呜响。
几年后，老高背着那把为一场正义的遥远的战争伴过协奏的小号又回到了西海固，进了一家文艺单位。
老高后来的生活，上帝似乎早已将细节都安排好了：在一个阖上眼睛也能看得清的早晨，老高拉着一辆破旧的木制架子车，经过两个烟灰色的土巷子，一截青砖包面的老城墙，去客运站接站。老高要接的人是三个北京知青。可回来时不知怎么，老高的架子车上却只坐着一位女知青。老高在前面低头拉着车子走，北京女知青坐在车子上一脸柔情地盯着老高的两只脚看。老高穿一双黑条绒布鞋，鞋子破了，两只大脚拇指正露在外面。
几天后，女知青绯红着脸送给老高一双雪白的新球鞋。老高给女知青打水洗衣服、吹小号、唱“花儿”。
女知青后来就做了老高的新娘。
老高不相信命运。可老高从此愿意相信命运。
面对新娘，老高说：“我的爱人啊，实在没啥贵物相送于你，就让我一生为你采撷‘花儿’吧。”
老高为新娘唱着“花儿”。
“花儿”开在新娘的脸上，开在旱地里的角角落落，像盛开的牡丹。
老高果然怀揣着一腔激情用朴拙的音调歌唱了一生。“花儿”唱进了《诗刊》，唱成厚厚一本《红牡丹》。
老高让远方的人知道，在诗的王国里，还有这么一种品质的诗;对于爱情，还有这么一种从心窝里掏出来的歌唱。
“也许，外乡人很难想象，一个西海固的诗人对红色为何如此偏爱和向往，因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因为干旱、荒凉和贫穷。然而，那里的人们却不会因为贫穷和荒凉而失去歌声……”(花儿集《红牡丹》序·张贤亮)
的确看得见，在半裸的山峦间，野风瞬息间便扬起了隔世的尘埃，萌土的新绿顿时变成了一片疏黄。
拉木犁的人在无际的荒原。
寥廓的苍天下有羸弱的牛羊。
驴车缓行在坑坑洼洼的黄土道上。
一棵树日夜守在山岗，像苦行的人在那里忏悔……
“花儿”就从那里像飞鸟一样喧嚷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