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人群中泪如泉涌，自从经历了生育的疼痛以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流泪。我已经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可以承担生活中一切风雨。但是，那天在下班的人流蜂拥的地铁站口，我抱着香喷喷的柔软的儿子，充满忧郁、压抑地哭了。
作为一个母亲，自然希望孩子起码和自己一样有能力过上体面的生活，不会在竞争中被“吃掉”。在美国我们住在贫民窟，周围住着很多丧失竞争能力的人。他们住在喧闹的马路边上，一个小屋里挤着四五个孩子，父母每天对着电视，孩子们去公立学校混完后回来过着跟父母同样的生活。他们虽然有绿卡，但随时可能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无亲无友，只有不断沉沦，却很少有机会翻身，连上帝也不帮助他们。有人说社会底层的竞争更为残酷，那是因为社会给这个阶层的人的谋生机会少得可怜。这些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混完自己一生的人其实是弱势的“羔羊群体”，他们只能等着别人的残羹剩饭默默地活下去。
在一个离乱的社会，孔子能想到让人们彼此用爱心去温暖对方，确实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和博大的情怀，所以他是一个圣人;圣人总要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痛苦，一般人自然难以达到孔子要求的道德境界，所以只能在高标准面前装装样子。在现代社会，孔子提倡的道德只能存乎理想，特别在美国这样鼓励竞争的社会，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多披件文明的外衣，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起码在中产社会是会得到尊重的。也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境界是一种贵族精神的境界，一个中产阶层的孩子在确保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学些周全的礼仪当然是有必要的。可对一个没有根基的孩子，等待他的是到社会摸爬滚打的生活，如果他在匆忙的上班族中念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那和孔乙己站在酒店的柜台边问别人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一样可悲。
在我执教的美国小学，华人孩子虽然不多，但大多比从别的国家移民过来的孩子规矩，学习也很突出，可我总觉得他们太过斯文。我的老同学玲说华人家庭家教严，孩子们上的课外班多，受教育程度普遍比从别的国家移民过来的孩子要高。在我看来，如果这种教育只是知识、技能也就罢了，可如果是灌输孩子们做人的准则，就应该审慎行事了。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讲了一段小时候看《二十四孝图》的故事。看了孝子郭巨埋儿的故事后，“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鲁迅说一本书给孩子这样的影响恐怕是送他书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
让父母们“所万料不到的”是，父母逼迫孩子读一些他们不愿意读的书的时候，孩子内心有多少委屈和苦闷，时间长了对孩子的人格造成多大负面的影响。华人父母如果为了让孩子读经书大量占用孩子的游乐时光，甚至为了让孩子读这些谁都不再能通读的“老古董”而惩罚孩子，真是得不偿失。鲁迅还写过一篇《五猖会》，我以为是劝戒天下父母不要再用读书压迫孩子。儿时的鲁迅本来把看五猖会当作一年中难得的盛事，又跳又笑地盼着去。去之前却被父亲逼着背并不理解的启蒙书《鉴略》。虽然他终于死记住了，可去看五猖会的热情也随之消失了。鲁迅写当时的读书声“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直到长大了，他都“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中国传统教育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产，怎样要求都不以为过分，全不考虑孩子的心情。甚至有些父母以为孩子的成功给家庭带来的利益、荣耀远比孩子的幸福重要。
最后还有一点，新文化运动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既是对中华民族思想的解放，也是对孩子的解放。孩子们终于从教书先生可怕的戒尺中逃了出来，再也不用在大人的淫威下背那些生活中一辈子说不上的别扭话。胡适曾著文宣传过白话的好处：简洁、通俗。语言的根本作用是交流思想、传播信息，不应该用生冷孤僻的字自设障碍。现代文学近百年的成就足以证明白话不仅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交流，而且完全可以写出优雅的文学。我们为什么不多让孩子们阅读好的白话读物，用孩子们读得懂的语言培养他们的汉学修养呢?对ABC孩子来说，平时接触汉语的机会很少，根本无法辨别现代汉语、古汉语的区别，如果现代汉语还没学好就强迫孩子读经书，现代汉语、古汉语夹杂着混用，谁知道孩子们说出的将是什么样的稀奇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