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之于高邮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水土之间的关系。水土关系维系着乡土世界的秩序。大河涨水小河满，密布的河流就像是平原的筋脉，水便是养育日常的血液。枯水的时候，土地焦躁无助，这在水系发达的高邮城也并不少见。风调雨顺之外更多的是水之患。薄弱的水利工程使艰难生存的民众果腹尚不能及，只能眼看着天灾成为殃及城池的人祸。据新编《高邮县志》统计：自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三百多年间，高邮共发生127次较大水灾，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尤其在康熙八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高邮北乡去往界首镇方向的清水潭连年决口。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水潭堵口即将完工时又决口。东西一片汪洋，茫茫无边，风起则恶浪掀天，寒至则坚凌冻结。淮安府山阳、盐城，扬州府高邮、宝应、江都、泰州、兴化等七州县的农田尽沉水底，民房漂荡，男男女女流亡十余年，商民船只经此处时，沉舟殒命者不计其数。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水潭再次决口，旋澜飞沫，如雷如电。蒲松龄在《清水潭决口》中写道：
……波山直压帆樯倾，百万强弩射不息。东南濈濈鱼头生，沧海桑田但倾刻……
高邮城苦水久矣!这一点19岁离开故土的汪曾祺是清楚的，所以在他乡见到乡人，他总要问问家乡的水。在《猎猎——寄珠湖》中，他这样写高邮的水：“脚下，河水澌澌地流过;因为入秋，萍花藻叶早连影子也枯了，水越显得清冽;多少年了，它永远随和又寂寞地轻轻唱着。隔河是一片茫茫的湖水，杳无边涯，遮断旅人的眼睛。”
一
汪曾祺笔下的家乡水所呈现的宁静、平和以及明净，事实上是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1981年，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汪曾祺受邀回乡，并欣然应允同时调查高邮的历史情况。很快，因为《人民日报》的约稿，汪曾祺将回乡的工作方向调整为调查高邮的“水利建设”。汪曾祺在致乡人刘子平的信中说：“《人民日报》知道我有回乡之意，曾约我写一点家乡的东西，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可。我现在想到的一个现成的题目是《故乡水》。听说高邮的水患基本上控制住了，这是大好事。我想从童年经过水灾的记忆，写到今天的水利建设。如果方便，请与水利部门打个招呼，帮我准备一点材料。胡同生(此人你当记得)在江苏水利厅，届时我也许拉他一同回来。他是水利专家，必可谈得头头是道。”
这次调查家乡水利，他去了川青、车逻两个公社。个中细节，在后来的文章《故乡水》中均有记述。川青属高邮湖的北乡，比邻兴化，是里下河平原的低洼之处，俗有“锅底洼”之称。宋代乡人秦观有诗曰“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形容高邮城如倒扣的水盂，川青、临泽等地便是水盂之底。这里是上河来水的最终淤积之地，长年受水患之害。车逻则是高邮城的上游，滨运河东堤而居。上河来水必是破车逻坝或过车逻洞而东去，所以这里是遭受水患的首当其冲之处。在这两个公社考察水利，基本上可以把高邮水利之“来龙去脉”理清明白。
车逻在运东之首，也是高邮城南去江都之咽喉要地。据传，这里曾是秦始皇南巡舟车经过的地方，故有此称。民间传说里，人们总有一种依附名人的意图，大概也是想蹭红人的“流量”。众多帝王中，秦始皇、唐太宗以及乾隆帝是被附会最多的人物。车逻在远离城池的乡间，汪曾祺是熟悉的。他的第一任继母张氏，是公田张家庄人氏，即在车逻;第二任继母任氏家住邵伯。他随继母张氏到张家庄去，和大姐坐独轮车到第二任继母邵伯任氏家去，都要从高邮城一直向南，车逻是必经之路。及至后来他去扬州、去江阴南菁中学、去西南联大，都会经过水陆要津车逻小镇。
汪曾祺在《木香花》中说：“……从运河的御码头上船，到快近车逻，有一段，两岸全是木香，枝条伸向河上，搭成了一个长约一里的花棚。小轮船从花棚下开过，如同仙境。”他说的仙境自然迷人，但车逻沿运河一线所承载的水患也是极其惨重的。可以说，引运干渠首的车逻洞、车逻闸、八里松洞、南关洞、琵琶洞、头闸、周山洞、界首小闸、子婴闸等水利工程，就像是书中的文字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记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它们养育着水边的“仙境”，也寓意着这是一处充满灾难的“魔界”，昭示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朴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