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患难，然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却可能是一次难得的创作机遇。也许这样描述灾难与一个作家的关系显得有些令人心寒，但水对于一座城市、一个族群以及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是错综复杂的。虽然不可以因此鼓舞庆贺，但它带给人们利弊共生的影响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汪曾祺对于水灾的关注与思考是有一种基于宗族和阶层的传统与自觉的——学人杨早先生将其创作与阶层的关系归纳为“水灾叙事与士绅传统”，可谓精当而深刻——可以确切地说，汪曾祺文章中的水意以及他日后对水的关注并非偶然。
关于水灾叙述在高邮也有传统。除了汪曾祺在《皇帝的诗》中所载，著名的康熙、乾隆二帝多次驾临高邮视察水情，并留下关注水灾和民生的诗词外，本土诗人通过文艺表达对水灾的记录也很多，如谈人格有《清水潭决纪事》：
危堤乍欲溃，惊走鸣鼓鼙。河弁讵弗闻，夜半贪安栖。
涓涓不早塞，后悔乃噬脐。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
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贫者不及迁，汩没如凫鹥。
谈人格是当地士绅，也是汪曾祺的长辈。在《我的祖父祖母》中，他写道：“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我的小说《徙》里所写的谈甓渔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据《再续高邮州志·艺文志》记载，谈人格，同治九年(1870年)考取江南第一名优贡，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历署赣榆县教谕、淮安府教授，中举后补授砀山县训导。同样属于士绅的汪曾祺族人杨福申，也有对水患的关注。杨福申是汪曾祺生母杨氏的叔祖父，终生未仕，替在京师的兄长管理家政，支应用度。他在《水车行》中夹叙夹议地写道：
爰有头闸设城北，水门苦高流苦塞。大田龟坼秧针枯，农夫仰天长太息。……水车百计人千计，水声澎湃人喧哗。踏车相戒勿偷惰，劳悴差逾袖手坐。……妇子远饷来纷纷，人声鼎沸天应闻。……畴将疾苦告当途，弊政奚难一朝革。我闻因民所利利最溥，不费之惠在官府。愿将歌谣备采风，未必将来绝无补。贱士可怜言总轻，刍荛安用鸣不平。
所以说，汪曾祺家族和高邮的士绅阶层关注水患与民生绝非偶然。事实上，历史上关于水患的记载很多，如明代学者童冀也有《水车行》，中有“但愿人常在家车在轴，不忧禾黍秋不熟”的喟叹。汪曾祺关注水，乃是家乡实情，是家族情怀，更是士绅阶层的一种自觉。这种自觉相对于官方的关注显得更为仗义与温情，甚至会有比行政更有效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现实里，关于水患之痛，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也常是对灾难认定的一个痛点。究竟是因为运河大堤本身的薄弱，还是官方管制的不力——除了那种无可抗拒的灾难之外，人的因素确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或可通过另外一个例证得到一些启示。
谈水利建设，历朝对运河之滨沿线城市的关注不可谓不殷切，但较之于天灾，人心之险恶有时候是甚于自然的。运河流经高邮段，历代兴修水利力度很大，到清朝一代建成“归海五坝”。明后期以来，由于淮河水不能通畅地由洪泽湖东出清口会黄河，万历年间开始由里运河分减一部分入江。清初，运河屡次决口。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靳辅建通湖22港，建归江归海减水坝、归海坝共8座，都是土底草坝。后张鹏翮改建为石坝，共5座，从高邮至邵伯依次为南关坝、五里中坝、柏家墩坝、车逻坝和昭关坝。后柏家墩坝废，别建南关新坝，统称“归海五坝”。高家堰上的“仁、义、礼、 智、信”五坝称“上五坝”，“归海五坝”称“下五坝”。“归海五坝”调节运河与运东平原之水位，吞吐之间控扼着里下河的安危与民生。江淮大水经由归海坝东去，受危害最大的当然是下游洼地的城市，诸如兴化这样的县城对于归海坝放水最为关注。
然而，水对于兴化和高邮，又有着不同的意义，正所谓“青蛙要命蛇要饱”。兴化的知县到了水情紧张的汛期，会带着百姓驻在高邮的运河堤上保堤，因为高邮只要开坝，江淮之间的水就由此东去，归于下河的“锅底洼”，从而让早稻绝收。1849年夏天，五十多岁的魏源出任兴化知县。兴化地势最低，宛如大锅锅底，洪水一来，最终全归于此。附近几县人民全靠高邮城西京杭大运河的百里大堤拦着高邮湖和洪泽湖的洪水。当时长堤上设有五个大坝，遇上水情紧急，河官害怕长堤决口，掉了自己的乌纱帽，就会下令开坝泄洪。魏源上任后直奔大堤察看水势，组织百姓筑护河堤，并阻止河官启坝。他担心自己位卑力单，不能说服河督，又亲赴总督陆建瀛处击鼓撞钟，请求陆建瀛坐镇救灾。魏源自己则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农民挑土护堤。暴雨持续下了一天一夜后仍没见停歇迹象，河督发了急，当着总督的面再次强令启坝泄洪。眼看兴化的万亩良田稻谷即将淹没，魏源便顶着风雨，扑倒在河堤上，痛哭道，要启坝就先让水把他冲走!魏源带头站在河堤上，不肯离去，当地群众见此，纷纷涌上河堤阻止，场面十分壮观感人：“自辰至未，屡为巨涛所漂，士民从者十余万。”第二天傍晚，洪水退去。魏源浑身泥水，双眼被暴雨和风浪击打得赤肿如桃，总督陆建瀛见此，百感交集，忙从堤坝上扶起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这一年秋后，兴化县获得了特大丰收，百姓有感于魏源救稻之恩，称其稻为“魏公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