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部分罕有的天才人物来说，苦心经营未必就是至法。所谓的文章之法本来就不可尽言，难定一尊。凡需及时记下、脱口而出，必须依赖过人的才气与长久的积蓄。苏东坡为诗很少给人正襟危坐的感受，他像写便条那样写出一篇又一篇好诗，像签署公文一样快捷利落地完成。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因为胸中积累太多、笔力太劲。这样的诗人一旦心力凝聚，必有另一番庄正之象，比如几篇赋、几部著作。前者轻快奇妙，后者沉厚博大。
苏东坡在《文说》中说的“吾文如万斛泉源”，透出的是非同一般的自信，也说出了实情。他在《文说》中谈到文章的“行”与“止”，也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文从气行、气至而文至、气终而文终的道理是统一的。文章的长度、行进的速度，关键还不是由内容事件等物质层面所决定，而是意境的需要，这个意境需要生命之气的灌注和填充，以无形化有形。
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说：“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清代王士祯在《吴征君天章墓志铭》中说：“汉魏以来，两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惟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他们所列举者，皆长于意象，能够化实为虚，于无限中接近那个“境界”，即所谓的“仙才”。今天的立论者可能把他们概括为“浪漫主义者”，但我们需要设问的是：这里所谓的“浪漫”，和十九世纪古典诗学中提到的“浪漫”能够等同吗?这是今天的人用来对应“现实(主义)”的那种“浪漫(主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浪漫”实际上已经是“天才”的代名词。如果真的“浪漫”，那么这个倾向愈重也就愈有才能，与之对立的所谓“现实”越强，就越接近于低能。这里已完全不是什么创作风格的问题，也不是艺术法度的问题，而直接在说灵魂与创造的本质关系。
苏东坡与毕加索
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将苏东坡与毕加索做以比较，对比二者之异同。他们分别是东西方的艺术天才，一个是画家，一个是文学家。他们的创造力似乎处于某一类别的最高等级，同样千变万化，数量巨大，同样由比较边缘的地区走到文化和艺术的中心，经过漫长的磨砺和实践，最终踏上了事业的顶端。他们的创作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谓泥沙俱下。认真鉴别之后，我们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数量来说，他们的轻松游戏之作比真正意义上的杰作要多得多。两个人天生多趣，属于怪异之人，都有令人震惊的创造力。他们的杰作有口皆碑，已经是我们人类文明中绕不过去的显赫存在;但不必讳言的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艺术价值判断上还需审慎，需要在时间中接受更多的质疑和争论。也许它们远不是一些人认定的那样，统统具备了某种高不可攀的地位，甚至有难以推敲的神秘。经过了庸众的普遍迎和与惊叹之后，还须冷静地回到专业本身，回到艺术理性。
他们留下这些繁密复杂、形制不一的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属于“惯性之作”，既没有超越个人也没有超越他人，没有更高的艺术难度。一个天才必备的特异个性以及长期工作中形成的娴熟技术，自然贯彻的内在法度，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还不足以成为杰作。它们没有含纳相应的心力与劳动，缺少这样的叠加和积累，也并非处于智慧与灵感的高点。所以它们只是作为充填物，成为斑驳色泽的组合与片段、颗粒和粉末，除了增加整个创造的体量，并没有贡献出多少其他至为宝贵的元素。
两人相隔七八百年，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环境差异很大，个人命运似乎也不可比拟。他们都经历了长长的奋斗期，但对苏东坡来说起初的道路比较顺畅，抵达顶点之后又经过了沉落和复出、再沉落，最后是悲凄的结束。而毕加索在奋斗期是非常坎坷的，除了在蒙马特高地艺术家群居时期饱受磨难之外，很长时间里都不顺遂。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没有东西取暖，可见是怎样的困窘。好在经过了必不可少的磨砺之后，他终于成功了，而后较少曲折。毕加索的艺术成就和财富全都接踵而来，荣誉堆满双肩，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还有一个不同，他是一个专业画家，由狭窄的工作间走进了自己宽敞的个人城堡，那里有无数收藏品，有优越的实验和劳作场所。他就像一条鱼儿入海一样，可尽情畅游，无所拘束。一个成功接连另一个成功，作品在堆积，优秀作品时而出现。在他完全松弛下来或者沮丧下来之前，大致是认真、拘谨、庄重和辛苦的。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所有艺术家都曾经出现的那个生命体验极为饱满的黄金期，这是他投身艺术的真正价值所在。对他来说一生很少官场的诱惑，事实上他从来没有仕途的设计，至始至终都走在单纯的艺术求证与实践的道路上。像苏东坡一样，他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才具。苏东坡是过目成诵、博览群书，很早就能写出漂亮的诗文，而且有着独到的发现和辩证的思维，每每让父辈、更让那些同辈感到惊讶。毕加索说自己在童年时期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当然这是才华加刻苦。他像苏东坡一样，也有一个严格的事业上的指导者，即自己的父亲，所以两人都有优越的起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