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生的沉重疲累和劫难，竟然完全不是来自文学方面，不是因为艺术成就萎缩或发展、退步或进取造成的，而是仕途上的折磨。这就是诗人当年的事业，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至于他的诗词，只作为业余之趣，最后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被紧紧咬住，使他遭受生命之虞。假设他不是一个从政者，那么这些文字也许不会招致任何麻烦。
许多人都看到成功后的毕加索挥金如土、过着奢华的生活。有一幅照片：瘦小黝黑、已经不再年轻的毕加索费力地撑起一把太阳伞，为他心爱的女人遮荫。他有强大的爱欲，除了数量不详的女友，还有好几个妻子，她们大致是不幸的。像苏东坡一样，这些女性对其一生都是不可或缺的援助，她们慰藉他，甚至在艺术和人性两个方面都给予了不可忽视的滋养。她们的“母爱”时常爆发，而他们，则作为受惠者，以其抵挡冰冷的人间寒风。但毋庸讳言，女性在他们这里并非是与之平等的。
毕加索身处商业社会的激烈竞争，在拥挤的绘画市场上博得生存之位。而苏东坡则投入一场又一场艰难的政治周旋，甚至不得逃避政敌刀刀见血的追杀。二者就艺术创造来说，都有不可思议的能量。毕加索尽管一生没有偏离自己的专业，但他同样有生活中的其他部分，这起码从表面上看与所从事的专业没有多少关系。不过对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也许本来就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最后一切都要归结于心灵，而艺术正是一种心灵之业。艺术家的专注是不由自主的。这似乎对于评价苏东坡也同样适用：那些与写作无关的奔波、世俗意义上的荣耀与沉沦，最终也会在他的笔端留下痕迹，悉数展露。说到底，艺术的轨迹就是生命的轨迹，生命在经历，艺术在表达。我们可以从苏东坡的业余写作中，遗憾他大量时间在耗散甚至浪费;但好在这一切并不是生命的空白，它们都要在他的艺术中得到总结和呈现。
由此看，他与毕加索生活及创作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即真正的大艺术家也许没有什么“专业”与“业余”之别。他们的闲笔、尝试和游戏，那种随手而为，似乎并未耗费多少心力的作品都有很多。但即便是游戏之作，也仍然属于他们，属于一种特异的生命表达。一般人只会附和众声，将这些游戏之作指为神奇，发出毫无节制的赞美。其实对于他们这样的天才来说，真的并无难度。
异人三视
“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和陶读〈山海经〉并引》)这是一个蕴藏了很多信息与独见的诗句。它是苏东坡对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和诗，感慨于陶还是其他，需要细细揣度。他自己承认“信畸人”“散材”，也颇费猜想。后一句是前边“畸人”的根据，实际上在写“异人”的行为。我们观察苏东坡这一类人，也同样可以用“异人”二字来概括和形容。对他们这一类人的观察，可以有三种视角：一为平凡的和日常的，这就必然难以理解其行为，会对他们的全部言行及后果感到茫然。这种人物之“异”总是让人阵阵称奇，大为疑惑。二是专门家的视角，就是从诗的特质去分析诗人。这样的视角或能登堂入室，获得较为深入的见识，知其所以然并发出由衷的赞叹，同时也会知道诗人与作品之间的差异、诸多不同的艺术特征。第三种是排挤和拒斥的，即那些褊狭局促的狭隘者所采用的视角，他们不愿涉足自身经验之外的部分，动辄视为异端，因此而滋生厌弃和拒绝的心理，甚至是恼怒和嫉恨的情绪。这三种不同的视角，似乎可以解释苏东坡当年所有的遭遇，找到其内在成因和缘由。
那些朴素的凡人视角，经历一段时间的演化后，会由不解到好奇，再到接近;那些深知诗文之妙的专门家，会进入苏东坡的世界并将其当成仰慕的对象，钦羡并深深地喜爱。他们以亲近他为荣，所以苏东坡即便遭贬时，也处处受到欢迎和爱戴，得到许多安慰和温暖。他在身处高位的得意之期自不必说，在至为艰难的黄州和惠州，甚至是孤苦无告的海南，都有人陪他度过难忍的枯寂。有人帮他筑屋，为他烹鸡摆酒，接济他款待他。“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和陶和刘柴桑》)“冻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饛。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写的都是最苦最难、几乎陷于绝境的海南时期，但在这里仍然有知己斗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