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景卫作别车间，迈进“象牙塔”的那天。高希文从他的大修车间赶来相送，不失自信地苦笑着说:“你先走，我俩随后就来了!”希文的这句话也确实说出了他和我的共同心声。景卫的回答也够漂亮，他朗然一笑说：“应该就是这样，明年咱们在高校门口见。”话是这么说，可真要“卷土重来”，绝非易事。因为首届的高考，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基本是意气用事，侥幸一搏，甚至不乏起哄者。真要下赌注，还在首考的投石问路之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在1977年冬，首届考生入学已是次年仲春。而第二届，即1978年的高考时间又回归到秋季，中间相距不到半年时间。而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了怎样的震荡，人生的十字路口“何时救急难”的困惑有多难堪?即使今日想起，也仍是“欲说还休”的不堪。痛定思痛，毅然奋起者如党乃玲，直接就辞去工作，返校复习，背水一战了。景卫的调头一去本就让人精神失衡，而乃玲的挥袖作别更添人无尽愁绪和躁动。因为对于我和希文而言，辞职有违父母之命，守株却毫无待兔之心。所以，那一阵上班就如上刀山。我本以磨刀见长，可就在临考的前一周，一个分神使偏了劲，把左食指的根关节全力按在了砂轮上，立即磨出近两厘米长、半厘米宽、半厘米深的白槽，森森白骨也看得分明，血却在几分钟后先渗后流继而泉涌。但考场还是要上的，几天后走进考场，监考老师见我包扎成那样，疑是考生在玩别出心裁的作弊把戏，特意拿起我的左手，那审慎的目光，让我反怀疑他一时拿不准鱼和熊掌如何取舍的主意，幸有渗出的殷红可以表露我的清白。然而清白何用?滴血在手，隐痛在心，加上发烧噤冷的不适，可以想见，抱志而来的闯“关”者，是怎样的落魄而去。
希文呢，其状更令人啼笑皆非。望子成龙是为人父母的本能，可普通百姓家又多了一层心事。希文的父母就是这样，既有望子成龙的期盼，又有孩子一朝成龙“娃娃亲”即毁的担忧，故而三番五次以“男大当婚”说事，搞得希文烦不胜烦，下来的路怎么走?他一度比我苦恼。如何排除父母的叨扰，保证追梦的脚步不停?他干脆采取有家不归的办法，一则回避，二则好来奋力一搏。故于彷徨中反复与我商量。以他擅理我稍偏文的现状，来权衡到底与我联袂互补、携手同科，还是各取所长，分头突破?简直一时拿不定主意。为此，班外的宿舍，充塞了我们多少郁闷的心声;黄昏的阡陌，叠加了我们多少徘徊的足迹。陇海线上，西安至余下那一节铁路的盲肠，从北往南，从南向北，非但无法引导我们走向光明，反而像一把平放的天梯，任我们如何攀缘，不仅入不了云端，更走不出茫然。那时我们共同的哀叹是“人之所难，孰能及我”?虽是愈挫愈勇，可前有补习之“劲敌”，后有应届之“追兵”。我们仅凭工余自修，显然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不自量力，但初心在胸，目标已定，纵然是雄关漫道，也只有勇往直前了，于是一经冷静，我们便形成了“各取所长，蓄势待发”的共识。
也就在我们沉潜下来，有计划做着备考复习的时候，厄运再次向我索命。那时厂里以“器重”“抬举”的高看，调我到修旧利废车间。听这名字，无须注释，便不难知晓这个工作环境的性质吧?领导也是苦心孤诣，给我的条件是，随同“陪嫁”一台“C-620”车床。不好意思，竟还高规格让我带起了徒弟。如此的“身价”，我纵有千万个理由不肯离开机加工车间，怎好意思拂逆这份“厚爱”?何况“身向榆关那畔行”早成了我公开的秘密，哪里会在乎调换一个车间?也可能正是这样的想法盘踞在心，以致毛躁不宁吧，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床轨上为头顶的照明灯更换闪了的灯泡，不知怎的就遭到电击。倾倒的一霎尚有意识，可倒地的惊心却再无知觉。几个小时后听旁边的嘈杂声仿佛地下传出，沉闷而悠远。是师傅工友们扶我回了宿舍。惊悸中醒来，看眼前的一切如梦如幻，吴师就坐在床沿。可我看吴师，包括听吴师说话的声音都恍若隔世。真是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寂寥，那感觉不知是被弃于荒无人烟的莽原、戈壁，还是被谁掏空了腹腔?总之，床上躺着的是一个我，在夐不可知的天上或者地下还有一个我。就这样浑浑噩噩、阴阳莫分地挨到次日，坚持着去了车间，这才发现脚下的绝缘板被我倒栽下来的头砸断了三根龙骨。打开床子，不能自持，显然无法正常上班。而且连着几日都浑身乏力，闭目即惊悸，夜梦更惊魂。去医院检查才知摔成了脑震荡，耽误了最佳治疗期。从此本来就对数字不甚敏感的脑子更成了一锅粥，至今一串电话号码不经事先写在纸上，便会记成一堆颠三倒四的乱码。但也万幸，那一栽尚未致命。后来，我常想，会不会是命运“怒”其不争，给我一击，催我醒悟呢?不然，怎么就再三地伤我体肤，苦我心志，几年之后，才不忘一开青眼，让我勉为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