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去看一旁蛙鸣的肥田，沿着淡灰微微泛白的水泥薄路面，或平或陡，都没关系，只管向上向前。
且抛却路旁最后一户人家，拐进一路向上的竹林，提防着某些已砍剩一半、龇着尖牙的竹梗，不一会儿，你将看到乡溪汩汩的源头，轻吐着股股水泡，那是她在倾吐着回忆……
她才刚满月，是这片土地包容了她。
出了竹林再爬向上，又是好一片红砖黑瓦的矮居。踩几步形状各异的石阶，穿一条窄巷再拐个弯，便临了外公外婆家。家中靠里墙的正中央是一张木桌，它看上去更像是烧了一半的黑黢黢的炭，桌上方的墙上，可能有一幅毛泽东画像，画像下突出的一块木板是供台，上有红色的蜡烛，抑或是没有;桌两边是几张同样黢黑的“面”字凳;桌前便是堂房，左侧是卧室，右侧是灶房。地上本是硬实的黑棕色泥土，而她总是不争气地把便便拉在地上，外公外婆总依着她，还笑盈盈地铺层炭灰上去，再拿铲铲掉，惹得这地面落得个坑坑洼洼，像是田里新翻的土。
虽是冬天，小孩子又不能不洗澡，外婆就烧起一大盆火，把整个堂屋染得温暖金黄，那火势大的如狮子饥饿地吐着舌头，连塑料澡盆的边都给烧焦了。
她兴奋地看着小狗般热情的火，还有弯着腰添炭的外婆，外婆的脸上被一个叫岁月的东西晕开了，而她依旧笑着，任凭她拿谷耙在脸上轻柔地留下抚痕;门外的远山上，外公的身影模糊在林间;隐隐嗅到苔香，听到乡溪潺潺的流淌……
原来这就是“湘”，是我的乡。
后来离了乡，去了上海。很多都成了渺远的过去或已被遗忘。竹林上面的人家，基本全都搬了下来。老房子全都拆了，如今早已不剩一砖一瓦，取而代之以农田或是一片杂草肆意生长的荒地。唯有那乡溪依旧，一路追赶，恰从外公新家不远的对山下经过。
而乡溪一旁，是一道搬来的哑巴家，哑巴是天生便不能说话。小时候，我的长辈们谈到他，总是咧嘴笑着夸能干，却又总是突然黯然神伤，道一句可惜，总忘不了外婆说的：“哑巴这辈子苦嘞……下辈子一定会好，一定能投个富贵人家!”妈妈曾回忆道，哑巴比她大一点，但从小就很能干。小时候帮父母砍柴，我妈捆不好，不结实，常是同行的哑巴帮她捆，哑巴捆的柴很紧实还整齐。哑巴从小干什么都干得好，甚至还能自己做些木工，学什么也是一下子就会了;哑巴是个老实人，干什么都像钻进去似的认真，做完了还要帮别人做……以至于这么多年数下来，早已没有人把他当成哑巴，因为他比任何一般人都能干。
小时候的印象中，他常是咿咿呀呀的，还一边拿手比划着哑语。他那时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还跟我一起玩过。而时间总能把人隔得远远儿的。最后长大了些，便连招呼也不打了。直到有次回去，发现哑巴的小儿子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前几年得病死了。那时的我是恍惚的，命运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带来一个人，也会带走一个人。
一声不响的，却又振聋发聩……
后来我自己也有好多年不见哑巴了，每年回家他总在外地打工。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在土里长出的纯粹的人，如何在城市中无声地生活。他会孤独吗?会想家吗?不知道，但他一定会想念家门前潺潺的乡溪，那个幼时在我耳边歌唱的乡溪——跨越10多年的记忆，它依旧在这里，流淌着它的悦耳，又流淌着它的寂静。它终在那里，任凭岁月婆娑、人迁物逝，它根源不移，只管书写着自己永恒的故事。
……
每逢春节，不出意外，我都会回湖南，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年，顺便看看故友乡溪，听它讲讲故事。
能回老家的年，总是年味极浓的。
那年味儿是年前的糯米满街飘香。这是所有娃儿们最期待的仪式——打糍粑。灶上蒸了大木桶装的糯米，这糯香沁人心脾，令在场的每个人贪婪地大口呼吸着。外公搬出昨天洗净的石盆，等糯米熟了就倒进去。那石盆看着十分夯实，一般人还难以端起，但外公却有这般“神力”。不仅如此，还得有两个捶手，外公就是其中之一。这锤可不是一般的锤，它的头部有长板凳那么长，而柄却只两个手臂那么长，还是木制的，更何况两人要交替配合，可不是个容易活儿。每每看到外公高举起大木锤，在空中划破一条弧线，我总隐隐担忧。但后来才知是我多虑了，外公始终是那么硬朗，正如乡溪始终不停地流淌。
等到一颗糯米也看不到了，两个锤插入糯米团，捶手绕着石盆转几圈，然后“喝”的一声将其抬起，这时得有人从下面托住糯米团，以防其掉下来。一到这个环节，我这站在一旁看的，也不禁憋住气、使上一股子劲儿来。
这边儿瓷桌已准备好，外婆、舅妈和妈妈早已两手涂好油等待(防止粘手)。面团一上，好几只手一齐伸上来揪，揪下不大不小的面团，再搓圆、轻轻一压，不一会儿便搓出不少糍粑。而我们早已端好红糖水或一碗白砂糖在旁候着。刚做好的糍粑余热正好、糯香正盛，蘸些糖水，咬上一口，软糯在齿间轻弹，米香在舌尖盛放。于是每说起回家过年，我总不由自主咂咂嘴，想念糍粑那浓香，想念那忙碌人群中独享美食的惬意，更想念那些打糍粑、捏糍粑的人……
那年味儿是外公种的满山冰糖橙的橙香，是全家人围坐烤火时的炭火香，是面向东面天以酒祭祖时的酒香，是举家团圆共享年夜饭的菜香，是外婆在家门前种的桂树的桂花香……这些香味都融进了乡溪的水，和着那些故事，在乡溪中流淌……